1918年暴发的世纪大流感造成全球5亿人感染，死亡人数在5000万以上，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称为“西班牙女郎”的大流感并非源自西班牙，而是西方列强污名化的产物。日后的医学研究表明，最早的病例恰恰出现在美国的军营。1917年秋冬季节，赴欧参战的美军大多驻扎在狭窄而闭塞的营地，最适合流感病毒传播。随队的军医认为初发症状与普通流感并无二样，因此并未循例上报。
1918年夏，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返回国内，病毒开始在全美各地蔓延。当最后一波（前后共三波）流感在1920年春消退之时，美国军民死亡人数高达67.5万人。更可怕的是，在传播过程中流感病毒已经发生变异。不堪重负的红十字救护队每天只能回应一小部分求救电话，因此学生、教师、退休人员、家庭主妇都被动员充当志愿者。移民社区受到的打击最大：恶劣的居住环境、生活贫穷和种族歧视使得这部分人更经不起疫病的冲击。
大流感之所以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主要与一战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满足军事需要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参战国首要的事项，战时物资供应情况与生活条件的恶化，致使人体免疫力下降。此外，公共卫生部门被纳入军队系统，医疗资源优先分配至军队，导致普通民众在享用医疗资源方面受到很大限制。疫情出现后，为防止造成恐慌，政府刻意隐瞒疫情并封锁消息，禁止发布任何相关统计数据，即便在疫情蔓延时仍矢口否认患病率和死亡率。
政府甚至要求纽约市卫生部长科普兰等医学权威出面向公众保证：不存在大面积流感暴发的危险。上述误导使人们放松了警惕，最终酿成严重后果。很显然，流感杀伤力如此之大，其根源在于美国自身的医疗水平落后、医疗设备简陋以及人手严重不足。事实上，医疗人员短缺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费城，也出现在美国其他城市。为弥补医生空缺，除返聘退休医生外，一些医学专业的学生学业尚未完成就直接进入医院，从而影响到医生的整体素质。
美国政府及卫生部门在疫情蔓延之时的确采取了果断的针对性举措，如在各大城市宣布关闭剧院、咖啡馆等公共场所，强制感染者居家隔离，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全力救治伤病人员等，但囿于医疗基础的薄弱，收效甚微。与卫生官员的视角不同，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意识到战胜疫情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而是现代医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完善。
他们注意到，尽管医疗人员采取了使用面罩、检疫隔离、清洁卫生等许多方法来预防流感，但由于大部分人医学知识的贫乏和盲动而错失控制流感扩散的机会，也暴露出公共服务机构在战争背景下缺乏正确应急措施与应急系统“失灵”的问题。针对后者，他们呼吁政府动用国家力量，全面介入公共卫生问题，采用立法等手段形成一整套预防措施——可以说，大流感最大的后果之一就是引发了公共卫生机构的改革。
由此，在大流感的洗礼下成长起来的各级卫生部门开始采取科学的预防和施救举措，并取得良好的成效。此外，鉴于病毒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肆虐尤甚，从1920年起，政府开始大力推进郊区城市化运动（其进程延续至今），这一运动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生活，也是控制疾病传播的重要手段。
大流感期间，勇挑重担的是以W.H.韦尔奇为首的一批医学科学家，其中大多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是美国现代医学的探索者和奠基人。在新的制度推动下，医学研究取得极大进展，从而在全美范围引发了以霍普金斯为范本的医学教育改革。这次改革非常彻底：在20年间，原有的150多所医学院中，近100所被撤并。至此，美国才真正摆脱传统医学的阴影，迈入医学新时代。
在这一进程中，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研究所的保罗·刘易斯和海军少校米尔顿·罗西瑙。前者率先研制出一种针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疫苗，后者领衔编著的公共卫生教科书被陆军和海军军医奉为“圣经”。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医学基础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现代医学亦由此步入正轨。从这个意义上说，1918年堪称是美国现代医学的起点。
在世纪大流感之后，美国投入大量资金及社会资源提升整个国家的医学水平，同时也建立起全新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很多专业性的医学研究机构先后成立，大量临时医院被改建为永久医院，现代医疗制度通过立法形式被确立下来。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流感在客观上也迫使美国医学更加快速发展，同时不断深入的研究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迄今仅哈佛大学便有41人获此殊荣）——如1953年，美国分子生物学专家、“DNA之父”詹姆斯·沃森（1962年获奖）在美国细菌学家奥斯瓦尔德·埃弗里破解流感病原体之谜的基础上，阐明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人类生命科学的新纪元由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