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人皆可以为尧舜
“人皆可以为尧舜。”语出《孟子》的《告子章句下》，鼓励人人向善，谁都可以有所作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晏阳初用这句话来说明教育并非大户人家的奢侈品，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只有实现全民教育，一个社会才能进步，一个民族才能强大。
1890年10月出生的晏阳初，父亲是一名私塾老师，并且通晓医术。受父亲影响，他自小一方面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另一方面也接触着西方文化。晏父深知“书香之外另有世界，西学乃潮流所趋”，也因此决定将晏阳初送到几百里之外的西学堂接受新学。1913年，晏阳初考取香港圣保罗书院，后留学美国就读于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5年后取得学士学位，次年考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硕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晏阳初立志献身平民教育。之后的七十余年，他的足迹遍布亚洲、南美洲，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他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晏”。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晏阳初就以教育秘书的身份，横渡大西洋去往一战后期的法国，为华工提供翻译服务。当时已经是战争后期，华工们已经在异国他乡待了很久，十分想念故乡的亲人。但是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会写字，要写信的话只能找人代写。
也是因为这样，华工被外国官兵所轻视，他们认为这些华工只是“苦力”而已。
晏阳初感到不平。这些所谓的“苦力”，在战场上勇敢无比，他们挖战壕、救伤员，有几千人因此受到表彰。中国人的勇敢与勤劳不输任何一个民族，但是因为文化教育的缺失，被外国人轻视。
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晏阳初知道，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认为普通老百姓属于所谓“下等”阶层，特别是农民，这些人没有所谓“受教育的资格”，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甚至有“不可教”的说法。但与这些人有深入接触的晏阳初发现，这些所谓“不可教”的平民其实和读书人一样聪慧，他们所缺少的只是受教育的机会。
“人皆可以为尧舜”，秉持这样的信念，带着对于平民的尊重，晏阳初开始尝试将自己掌握的知识教给这些华工，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中国的文字、学会基本的写算。他为华工办起了“识字班”，亲自选择中国简易文字，用白话文形式编写了《华工周报》。经过3个多月、每晚1小时的学习，有40多名成绩优秀的华工获得了识字班毕业证书。
回到美国后，某天晏阳初收到一封来自法国的信件，一名华工写道：“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
这让晏阳初十分感动，中国平民身上拥有这个民族最美好的传统美德。他意识到普通百姓并非“不可教”，而是“无教”。若有一天，占据中国社会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能够获得受教育机会，那么中国的社会发展将会一日千里。1985年，已是七旬老人的晏阳初深有感触地说：“在六十年前，我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就是‘苦力’。是‘苦力’教训了我。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潜伏力。”
1920年，晏阳初从法国战场回到祖国，看到故土各方面远远落后于欧美，深感痛心。大学期间主修政治经济学的他深知，照搬西方模式对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来说是行不通的。“中国人必知中国，然后才能救中国”——抱着这样的想法，晏阳初开始了自己的社会调查之旅。他游历了当时的19个省份，集中调查中国平民教育现状。1926年4月，他发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一文。
文章指出，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中国人的教育一定要符合中国社会现实，“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
当时的中国现实是什么呢？经过调查，晏阳初总结说，中国的国情就是经济落后，人口众多，80%以上住在农村，他们差不多都是文盲。
并且过去办教育成效甚小，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从事教育的人一味抄袭国外，没有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晏阳初提出外国好的东西值得借鉴，但是一定要结合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环境——这才是公民教育的依据。遵循“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晏阳初提出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同时进行。他提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计划和方案，说服有关当局重视平民教育，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教育。
根据当时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资料，全国有8000万学龄儿童，只有700万就学，他们中大部分是富家子弟。此外还有一亿多超过学龄的青壮年不识字或只认识有限的汉字。晏阳初定义的“平民教育”，就是对这些十二岁以上不识字及识字而缺乏常识的全国男女所施的教育，儿童和青壮年是“平民教育”的重点。
晏阳初动员了一大批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归国留学生参与到“平民教育”中来，1923年8月23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由朱其惠任董事长，晏阳初任干事长，陶行知等任干事，负责具体部门工作。
“平教会”成立后，晏阳初和同事们选定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整体推进计划的实验县。当时的口号是“除文盲，作新民”。根据晏阳初总结出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计划施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晏阳初提出“要想普及中国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去”。1926年，“平教会”从北京迁到定县；1929年晏阳初及几位同事举家迁往，全心致力于“平民教育计划”。
在定县调研后，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平民普编都具有“愚、贫、弱、私”四大疾病：所谓“愚”，是指那时中国最大部分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农民，不但缺乏知识，甚至目不识丁；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普遍认为读书只是“读书人”的事，与自己无关。所谓“贫”，是指普通百姓生活贫困，很多人挣扎在生死边缘，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所谓“弱”，是指百姓的身体素质差，缺乏基本的卫生常识，生死存亡往往付之天命，公共卫生根本谈不上。
所谓“私”，是指大家多以自己为中心，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常识。
针对这四大病症，“平教会”研究出“四大教育”之法——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
晏阳初、陶行知与陈鹤琴等人从中国常用汉字中选择最常用的1300个，编成四册白话文《平民千字课》，每册24课，每晚学习一课，为一小时，共96小时学完四册，四个月后就能看书读报了。当地百姓在学习了这套教材后，就基本掌握了识字的工具。
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定县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20年代晏阳初引入的良种棉花、苹果、白杨等作物和引入培育的良种鸡等仍然广受当地农民的欢迎。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在农村建设方面大量借鉴晏阳初的定县经验，农村的进步成为日后台湾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大陆70年代推行的“赤脚医生”培养计划，也承袭自晏阳初在定县的实验内容。“不做官，不发财，把我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晏阳初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自己从耶鲁毕业之初就许下的诺言，他说：“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