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校园建设项目永久校区2号地块一期（理工组团）总承包工程开工建设，整体建筑预计在2025年秋季学期开学前竣工交付。这意味着又一所新型民办高校发展驶入了快车道。2023年，作为全国第一所社会力量创办的非营利性新型民办高校，成立5年的西湖大学迎来第二届本科生。
除了第二所新型民办高校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硬件建设加速外，同属于新型民办高校的福耀科技大学（筹）也整装待发，拟于2024年秋季招生。
这些新型民办高校具有区别于以往传统民办高校的鲜明特质，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那么，新型民办高校的“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民办高校，虽然不少创办者也是教育家、企业家、退休的领导干部等拥有文化、经济资源积累的社会群体，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创办群体或多或少都带有“草根”“民间”的印记。加之当时我国整体经济不发达，创办者个人财富积累尚不丰厚，所以初始办学的总体投入不高，学校的收入主要来自学费，并依赖学费结余而实现滚动发展。
反观近几年兴起的新型民办高校，其创办主体或发起主体一般为知名科学家和一流企业家，例如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等科学家联合企业家创办的西湖大学、由知名企业家曹德旺成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筹集100亿元创办的福耀科技大学、由韦尔股份董事长虞仁荣拟出资200亿元创办的东方理工大学等。
巨额的原始资金投入使新型民办高校摆脱了传统民办高校“以学养学”的起家路径，从创办之日起就具备了高起点、高水平、国际化的特征，对标世界一流标准建设其师资队伍、管理队伍及教学、科研环境。从办学动机看，区别于传统民办高校“投资办学”的动机特征，新型民办高校均为典型的非营利性、公益性高校，创办者没有获得经济回报的诉求，而是将创办高校视为培养人才、报效祖国、奉献社会的途径。
我国早期的民办高校具有家族治理特征，个人主义和家族化的色彩较为浓厚，创办者一般兼任校长或其他管理职务，是学校日常决策的中心，学校治理结构不太科学、规范。这种治理模式在民办高校发展早期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学校规模扩大、层次提升、专业日渐多元，原先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就可能成为阻碍学校发展的制约因素。
新型民办高校借鉴国内外一流高校的治理结构，探索与新型民办高校相适应的董事会决策机制、校长治校机制和学术治理机制等。董事会一般由创办者代表、专家代表、师生代表等组成，并在全球聘请在高校管理、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深厚造诣和国际视野的专家担任校长，并向其充分授权。
改革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处于精英化阶段，高等教育总体供给不足，很多青年没有进入高校学习深造的机会。因此，当时的民办高校属于“需求吸纳”型，主要是发挥弥补高等教育数量不足的功能。然而，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有学上”的需求基本被解决，“上好学”的需求则成为主要矛盾。
新型民办高校不仅是公办高校的必要补充者，也是公办高校的良性竞争者。美国、日本、韩国等世界主要高等教育强国均采取“公私模式并举”的发展模式，民办高校在办学理念、办学模式、筹资路径、治理结构、教学方法等方面不断革新求变，不仅与本国公立高校形成良性竞争机制，也在全球高校竞争力及科技贡献中占有一席之地。
新型民办高校普遍走“小而精”的发展道路，办学规模较小、学科专业聚焦，能在特定领域形成拳头优势，如西湖大学聚焦生命科学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三大学院建设，致力于在基础前沿科学领域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新型民办高校由于办学历史较短，办学资源存在一定短板。为此，此类高校普遍与国内外一流高校建立广泛联系，学习其先进的办学经验，善于借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办学，聘请国内外高校一流师资到校开课讲学，与国内外高校合作培养高层次人才、协同进行科研攻关。
新型民办高校独树一帜的创校经历，决定了其必须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构建异质性的办学模式，挖掘后发优势，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人才培养模式。
总之，当前新型民办高校已然为我国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为进一步促进新型民办高校发展，当前应在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加强财政经费支持、推进硕博学位点申报、夯实办学自主权保障等方面给予其大力支持，吸引更多有识之士创办新型民办高校，通过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的协同，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