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于1955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这个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60年来，学部带领广大院士不断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绘制蓝图，围绕全球重大科技问题建言献策，他们的足迹，也始终行走在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的最前线。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科研人员加起来不足5万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则更少。为了摆脱发展困境，1955年1月，周恩来、陈毅、李富春组织召开科学技术工作人员会议，动员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次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小组，以中科院各学部为基础，集中全国600多位科学家，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开始编制《1956~1967年科技发展规划》（即《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科技规划，堪称新中国的第一部“国家科学指南”。它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从中进一步综合提出了12个重点任务，是一个项目、人才、基地、体制统筹安排的规划。
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为了发展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这四个新学科领域，使其在短期内接近国际水平，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简称“四大紧急措施”）。
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中科院学部也在国家历次重大科技规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0年初，国家科委致函中科院，向学部委员征求对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的意见。接到委托任务后，中科院和各学部及时召开学部主任联席会议，布置各学部组织全体学部委员对有关材料进行审议和讨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饥饿与贫穷中走出来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吃上一顿饱饭。
于是，一些历史上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事件再次上演。1957年11月，《农业十七条》颁布，其中第13条赫然写着：“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中科院院士、鸟类学家郑作新站出来为麻雀鸣冤：“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许多生物学家也强烈反对消灭麻雀，1959年底至次年初，中科院生物学部两次召开麻雀问题座谈会，酝酿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开展麻雀益害问题研究。终于在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麻雀不要打了”，麻雀就此退出“四害”。
身在实验室，心系国家大计，这是许多中科院院士身上的共性。
1988年，70岁的中科院院士、材料学家严东生亲自挂帅，成立了“科技在世界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专题组，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深入研讨，提出了《依靠科技发展国民经济应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专题报告。“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很大，但问题也不少，主要是质量低、效益差；外延式增长已经难以为继。
”严东生在这份报告中振臂高呼，国家要进一步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的深刻含义，把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