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在一场由台风引发的特大暴雨中，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引发了一次世界上最惨烈的水库垮坝事件。洪水大大超过水库库容，溃坝后的板桥水库在1975年7月31日，3号台风在太平洋上空形成。8月7日，台风进入驻马店地区。在台风尚未到达时，驻马店地区就已经普降暴雨。
4日至8日，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暴雨的降水强度，在暴雨中心——位于板桥水库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纪录——美国宾州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也创造了我国同类指标的最高纪录。这场特大暴雨，是水库设计者们未曾预料的。
板桥水库设计最大库容为4.92亿立方米，设计最大泄量为1720立方米每秒。而在这次洪水中承受的洪水总量为6.97亿立方米，洪峰流量1.3万立方米每秒。驻马店地区的主要河流全部溃堤漫溢。全区东西300公里，南北150公里，60亿立方米洪水疯狂漫流，汪洋一片。
8日凌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向下游冲去。首当其冲的道文城公社受灾最为严重，死绝227户，9600人遇难。
据统计，在这场特大暴雨中，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河南省有30个县市、1780万亩农田被淹，1015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剧。
气象资料显示，1975年8月4日，该年度中国内地第3号台风（“7503号”台风），穿越台湾岛后在福建晋江登陆。此时，恰遇澳大利亚附近南半球空气向北半球进发，西太平洋热带幅合线发生北跃，致使这个登陆台风没有像通常那样在陆地上迅速消失，却以罕见的强力，越江西，穿湖南，在常德附近突然转向，北渡长江直入中原腹地。
8月5日，行径诡秘的“7503号”台风突然从北京中央气象台的雷达监视屏上消失——由于北半球西风带大形势的调整，“7503号”台风在北上途中不能转向东行，于是“在河南境内停滞少动”，灾祸由此引发。
“停滞少动”的具体区域是在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之间的大弧形地带，这里有大量三面环山的马蹄形山谷和两山夹峙的峡谷。
南来气流在这里发生剧烈的垂直运动，并在其他天气尺度系统的参与下，造成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这也是造成水库溃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那场大暴雨，无论是从中央气象台到河南省气象台再到驻马店地区气象台，均没有一家报出来。
事后，专家对未能较准确预报“75.8”暴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首先，“7503号”台风行踪太诡秘，打破了台风在内陆地区大规模释放能量的规律性，使人们措手不及，防不胜防；其次，预报人员经验不够丰富，新中国成立时间不长，我国的气象科学尚处于探索研究阶段，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有不少基层气象台站，预报天气还依靠压温湿曲线加看天的陈旧模式进行；再次，观测手段落后，通讯工具陈旧。
之后，各级气象预报人员调整预报思路，采用联合攻关的方式，分析当地台风致洪暴雨的成因与防御对策，建立了多种致洪暴雨天气预报模式。9月16日，在郑州举行的“75.8”暴雨洪水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记者见到了长期从事天气预报和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工程建设和科研工作，并曾亲历“75.8”救灾的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原国家气象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泽椿。“暴雨成灾，不仅仅是预报的问题。
”报告中李泽椿指出，从社会层面思考，那场灾难中“人祸”的因素同样突出，主要表现在当时水库建设中“重蓄水灌溉，轻河道治理”，在部分水库建设中又搞“多快好省的典范”，违背了科学规律。此外，灾难发生时，社会组织同样存在问题，由于没有经验，不知道该如何疏散群众及救灾。因此，各地领导部门要非常重视全社会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同时进行科学救灾，并形成良好的科普舆论氛围。
李泽椿解释说，“75.8”暴雨后的“4号”台风形成时当地很多群众睡到房顶上去，而“4号”台风离当地很远，这暴露出媒体在灾难发生后普及科学知识的必要性。李泽椿还指出，时下和今后的一些新情况值得警惕。“当年化工厂少，大水过后留下的后遗症相对较少，如今有些地方发展化工产业，工厂就建在坝区，一旦出事，造成的污染难以估量。这一问题在新奥尔良风灾中已经出现。
”他认为一些大化工厂的选址必须经过气象、水利等部门的综合评估。
李泽椿认为，气象研究要组织很好的观测网并形成数据库，在大气观测问题上，气象、水文、环保、林业、农业各部门最好能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自然环境观测网站，最后把这些资料统一规范管理，为科学服务和应用。采访中，李泽椿同时认为，建立天气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是最好最有效的防御手段。他还强调了通讯在防灾抗灾中的重要性：“板桥水库垮坝时，如果当时的通讯线路没有中断，下游的群众伤亡不会那样惨重。”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在其《千秋功罪话水坝》一书中介绍，1950年夏的淮河水灾促成了同年10月国家作出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个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具体制定了“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和“低洼地区举办临时蓄洪工程，整理洪汝河河道”的战略部署。“治淮大战”由此拉开序幕。“治淮大战”中，洪河上游修建了石漫滩水库，汝河上游修建了板桥水库。
据介绍，当时水文资料很少，设计洪水及工程标准很低。工程运用中，板桥水库被发现输水洞洞身裂缝和土坝纵横向裂缝，于是，1955—1956年分别对板桥、石漫滩两水库进行了工程扩建。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加固扩建后的三年间，中原地区的水库建设蜂拥而上，一发而不可收。仅1957年到1959年两年间，驻马店地区就修建水库100多座。
1958年，河南总结了漭河流域地区兴建山区水利的经验：“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当时的河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陈惺当即反对：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积聚，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
然而陈惺的忠告无人理会，“以蓄为主”的经验被大范围推广，很快便推及到安徽。在安徽境内，不仅丘陵地区涌现大批小水库，淮河流域的河道也被一道道“水坝”分割闸起，造成淮河流域在后来数十年间致命的“肠梗阻”。
陈惺是远东最大的平原水库——河南驻马店境内宿鸭湖水库的设计者。水库施工时正值大跃进，河南省水利厅原某领导认为原设计过于保守，擅自作了几处关键的改动。
例如：他认为“闸门设计太大”，便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砍去7门，仅剩5门。1975年8月特大洪水到来之前的淮河上游地区，事实上已隐伏着严重危机：河道宣泄不畅，堤防不固，许多“病库”隐患未除。更为严重的是，对于板桥、石漫滩等大型水库可能垮坝的潜在危险，人们并无警觉——准确地说，“垮坝”二字在人们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
由于片面重视蓄水，忽视防洪，石漫滩水库在溢洪道上增加了1.9米的混凝土堰，板桥水库在大雨前比规定超蓄水3200万立方米。人们过于笃信“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等既定的洪水标准，自信石漫滩水库可驭控50年一遇的洪水，在500年一遇的洪水中也能自保；板桥水库可以驭控100年一遇的洪水，在1000年一遇的洪水中也可无恙。谁也没有见过“千年一遇”的洪水，所有数据都是根据人们掌握的有限的史料推算而来。
1975年8月，真正的大洪水来了。从天而降的大雨使人们瞠目结舌：它的雨量，竟相当于人们所说“千年一遇”设计标准的两倍！
1975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水电部在郑州召开全国防汛和水库安全会议，时任水电部部长钱正英说：“……由于过去没有发生过大型水库垮坝，产生麻痹思想，认为大型水库问题不大，对大型水库的安全问题缺乏深入研究。二是水库安全标准和洪水计算方法存在问题。
对水库安全标准和洪水计算方法，主要套用苏联的规程，虽然作过一些改进，但没有突破框框，没有研究世界各国的经验，更没有及时地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作出符合我国情况的规定。三是对水库管理工作抓得不紧。在防汛中的指挥调度、通讯联络、备用电源、警报系统和必要的物资准备，也缺乏明确的规定。板桥、石漫滩水库，在防汛最紧张的时候，电讯中断，失去联系，指挥不灵，造成极大被动。”
钱正英还说：“板桥、石漫滩水库工程质量比较好，建成后发挥很大效益。但因兴建时水文资料很少，洪水设计成果很不可靠。板桥水库在1972年发生大暴雨后，管理部门和设计单位曾进行洪水复核，但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和提出相应的措施，所以防洪标准实际上很低。”
垮坝引起的冲击性灾害给洪汝河流域迅雷不及掩耳的毁灭性一击，河道宣泄不畅、洪水居高不下所造成的浸泡性灾害，更加重了这场灾难的损失——水利建设指导思想上陷入的某种误区，无疑成为这场灾难的另一个源头。当时，由于宿鸭湖水库尚未脱险，水利专家陈惺提出，用爆破手段炸开阻水部位，加速行洪。建议获得国家相关领导的批准后，8月14日，爆破正式开始，全部工作完成共用了整整两天时间。
爆破之后，河南境内的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泄，致使淮河中下游形势紧张。淮河多年受重蓄轻排指导思想之害，行洪道上早已围堰丛生，泄洪能力下降30%—40％，沿途淮河河道平堤流水，险象环生。
水利专家指出，多年来，重兴利轻除弊、重水库建设轻河道治理，让人们从对“水库”无休止的索取中尝到“水火无情”的真正味道。
板桥、石漫滩垮坝14年后，曾担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李锐在三峡工程论证中意味深长地指出，绝不能片面强调水库的功效而忽略河道的治理，他说：“对河流防洪而言，堤防的作用是绝对的，是古今中外一切大江大河最有效的措施，是一件长年累月埋头苦干的工作，但显不出组织者的雄才大略、雄伟气魄，更不能扬名天下、流芳百世。但我相信，只要地球存在，河流存在，堤防的作用就是永恒的……”。
专家们说，陈惺在20年前就指出过，无论使用了什么计算方法，如何完善已建水库的管理，也无论讯情出现时指挥多么通畅，重蓄轻排都必然会对水域环境造成破坏。但为什么陈惺的意见不但无人理会，而待其本人遭政治整肃后，直到大祸临头才起用？看来，决策与用人失误的体系及制度原因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