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2021年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新一轮“双一流”评估启动、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力、本科教育持续改革、高等教育国际化经受疫情考验、新型研究型大学成学界热词……这些对我国高等教育既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和趋势，将在新的一年带来哪些“冲击波”，勾勒出怎样的发展轨迹？
在2022年刚刚开始之际，我们邀请各领域的教育专家分享他们对于未来的关切与洞见。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端鸿指出，自2021年3月《“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印发，“双一流”建设周期评估工作就已正式启动。近段时间，尚未“官宣”的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名单受到广泛关注。部分高校已通过各种途径对外透露学校新增学科进入“国家级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无形当中，“入选”本身所具有的成就效应和光环效应已经吸引了过多关注。
2021年12月，《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正式通过，我们可以从中洞悉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真正公共政策关切。第一个政策关切是能不能出好人才。人才培养始终是“双一流”建设的第一优先，要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衡量“双一流”建设是否成功，最后还要看能否培养出面向2030年乃至2050年，适应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顶尖人才。
第二个政策关切是能不能出好成果。一是引导建设高校主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二是引导建设高校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前沿科学问题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基础研究取得“从0到1”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双一流”建设评价也重点关注这两点，这是非常明确的导向。
新一轮“双一流”仍然会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引导高校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国家、区域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第三个政策关切是能否产生扎根本土的世界一流大学。能够切实引领民族繁荣和国家发展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特征。“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是“双一流”建设要坚持的目标。办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出中国特色。
每个世界强国发展的背后，都涌现出一批扎根本土的世界一流大学，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是如此。这些大学之所以发展成世界一流大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呈现出水乳交融的关系。
第四个政策关切是能否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纵观世界强国的发展，都有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作为重要支撑。
而每个城市群的背后都有世界级的大学集群，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创新动力。“双一流”建设能否促进顶尖科学家集聚，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汇聚大批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能否在主要科技领域拥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拥有一批开拓者，进而逐渐在若干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形成人才竞争的比较优势，这些是人才中心的显著标志。
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指出，2022年，随着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即将拉开序幕，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有三大看点值得关注。第一个看点是区域高等教育集群的发展。这是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一个新发展方向，即在“双一流”高校相对集中的区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高地。
而中国想要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就需要有若干个世界一流大学高地，用于集聚世界高水平人才，“活水养鱼”。这是2022年区域高等教育最需要重点发力的地方，旨在解决我国“卡脖子”“卡脑子”“卡嗓子”难题。
第二个看点是以省域为单位建设高等教育体系。为此，需要探索省域高等教育的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和分类评价。
我国要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各省级地区必须建立高质量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样性，这就意味着高校具有多种类型，而非千校一面、同质化。各省级地区应该通过分类评价这一指挥棒破题，指导高校准确定位办学特色。这将是各省级地区下一步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工作，也是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第一原则。
第三个看点是区域高教体系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
当下，区域高教体系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存在结构性矛盾。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两者的耦合度都偏低。首先，高校专业设置与区域优势产业缺少相关性，高校虽然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但因为区域没有相关产业，导致了“学生毕业即失业”现象的出现。与此同时，当区域急需某一类人才的时候，往往高校又培养不了，由此产生高等教育与工作实践脱节、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同时并存现象。
其次，高校科学研究与区域需求脱节。从知识生产角度看，产教融合停留在低水平。我国绝大部分区域的产教融合模式是所谓“转化模式”，即高校从事基础研究，然后申报专利，最后转化为产品，这种模式科研成果的转化比例不到5%。而需求驱动模式的转化率可高达50%至70%，深圳产教融合的成功就是需求驱动的典型。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陆根书认为，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2021年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站在新一年的起点回顾过往，可以说我国的整体本科教育质量在改革中持续提升。质量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难定义的概念之一。因此，要说清为什么本科教育质量在持续提升，首先要弄清楚本科教育质量是什么。我们认为，本科教育质量可从其目的性、转化性、超常性、责任性四个方面来理解。
这四个方面又可以从本科教育的输入—过程—产出三个环节进行考查。
温州肯恩大学校长王立表示，我时常在思考，在疫情下，世界究竟变大了还是变小了？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温州肯恩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联手，用三周时间快速搭建起了校园网课1.0版本，将28个国家、地区的122位专任教师和身处17个省市的学生，以及国际生和美国肯恩大学的交流生连在一起。通过线上教学交流，各类观点的碰撞从未间断。
从这个视角来看，世界是变小了，它有时就在一个屏幕两端。另一方面，疫情、环境、气候等问题已成为人类需共同面对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就是不断创新。高等教育和文化交流是创新的基石。从这个视角来看，世界又是变大了，因为我们要打破藩篱，比以往更重视交流和沟通。
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沈红指出，2022年，有关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将会成为一个学界热点。
已有进展表明，一小批被社会命名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将在近3~5年内崛起。在这些办学时间不长，甚至还在筹建期的大学中，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是在高等教育体制上有创新突破的大学。在1949年后我国创办大学的历史上，中央政府多次投重金于重点大学建设，地方政府无论在力量还是意愿上，对单一高校的财政投入都相形见绌。然而，南方科技大学得到深圳市政府“倾全市之力”的支持。
这是一种由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投重金建设、省级政府所属高水平大学的办学体制创新。在南方科技大学2012年“去筹建校”之前，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