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暑假，董毓都会像“候鸟”一样，从加拿大飞到中国开设批判性思维培训课程，除了疫情期间中断，这样的“迁徙”坚持了12年。并非“否定”之学。很多人一听到“批判性思维”，第一反应就是“否定”之学，这让董毓碰了不少软钉子。一些原本谈好的合作单位中途改变主意，部分领导也婉拒了出席推广活动的邀请。担心望文生义产生误会，或产生不一样的认知，有些学者干脆改换了批判性思维的名字，比如称作审辩性思维、思辨、明辨。
董毓也一度想过要不要换个名字推广批判性思维，当然，“叫什么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要把这件事做下去”。何为批判性思维？上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提出反思性思维，通过探究、论辩来反思对知识的论证，被认为是现代批判性思维的鼻祖。1990年，美国哲学学会组织了一次历时两年的专家研究，讨论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和内涵。
46位批判性思维学者制定了一个“专家共识声明”，他们给出的定义是“有目的、反思性的判断，表现为对证据、背景、方法、标准及概念的合理运用和考察，以便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正因如此，“国际上越来越多用inquiry，即‘探究’一词来定义批判性思维的内核。探究比质疑更能反映运用批判性思维思考的全过程”。董毓补充道。
“特别是进入AI（人工智能）时代，ChatGPT书写的‘人机莫辨’的文章看似行文流畅，实则经不起推敲，存在不辨真假、无关因果、不接地气、不管自洽等十多项缺陷。”不久前，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全国高校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研讨会上，董毓列举了一篇ChatGPT书写的文章。ChatGPT生成式内容的缺陷使批判性思维养成更显急迫，但该怎么做，多数人仍茫然无措。如何提出好问题？
董毓从出国留学时就开始思考。2020年，在《中国科学报》“研究生不会提问之思”专栏中，他撰文回应了这一现象：长期以来，教育的第一甚至唯一的理念不是探究知识，而是记忆书本知识，这样怎么能形成提出研究性问题的习惯？批判性思维就是一套发现问题、分析论证、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工具，可以广泛应用于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唯一的特例是“不要用批判性思维来谈恋爱和处理家庭生活”。
董毓在他的《批判性思维十讲》一书中写道：“世界上唯一正确的事就是听太太的话。”一些大科学家没有系统学过批判性思维，但却具备相关能力，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如果一个人对探究自然社会有好奇心，主动质疑自己和他人的观念，并愿意开放性思考再和追求实际验证，他就是在进行批判性思维。有些人天生就是批判性思维者，只不过，即便在强调批判性思维的西方教育中，这些人也仍是极少数。”董毓说。
每周7天，1天工作，6天写教材。这个工作节奏很像《三体》作者刘慈欣当年在发电厂上班时写小说的情形。作为加拿大某跨国公司的首席数据库架构师和工程师，董毓常常守在两台电脑前，只要后台运转自如，他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能做到这个份儿上，离不开批判性思维。在咨询公司面试成功后，还有两周才入职，完全没有商务经验的他向公司要来资料学习。所有人都很惊讶，没有哪个面试者在入职前就开始发奋学习的。
但在董毓看来，“批判性思维首先要做的是探究。谷歌招聘把合作、探究、爱学习放在第一位，反而把技术放在末位”。董毓刚入职一家金融公司时，客户数据需要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整和清理。主持该项目的同事攻关了48小时仍毫无头绪，整个公司发展计划被该项目“卡脖子”。而他在接受同事的求助后，仅用两个小时便把难题化解，挽回了一笔巨额损失。“你是怎么想到的？”同事不解。
在他们眼中，董毓是“巧变花样的魔术师”，仅用几组指令就能完成对系统的复杂调节和重大升级。“沉下去研究，理解大型数据系统程序中什么控制什么的内在机制，把问题分解来解决，多实验，然后把它们综合起来，就能解决复杂问题、产生新效果”……身旁的同事似懂非懂地听着。虽然批判性思维源自西方，但并非人人都能掌握。“有探究欲望的人掌握得好，如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反之，学习动力不足的人掌握得一般。
”董毓告诉《中国科学报》。有了批判性思维的助力，他总能用一天左右时间完成一周的工作。剩下的时间，他就像山羊啃草皮一样，笔耕不辍地撰写批判性思维教材、文章。“人的认识过程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样的话我们早就听过无数遍，可是具体怎么做，我们从来没受过相关训练。我不愿意下一代人再重复上一代人的困顿了。”董毓坦言。
从小受到当语文老师的父亲的熏陶，董毓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尤其是边塞诗和苏轼、辛弃疾的词，其中的人生正气让他笃定“做人一定要大气，要有志气”。而他的“大气”和“志气”，就是与现实结合，把批判性思维与专业教学，特别是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中国学生普遍存在‘三无’问题——无问题、无想法、无论证，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是回答‘钱学森之问’、培养高科技人才所必须涉及的话题。”搞电子商务的能讲好批判性思维？
董毓渴望发挥所长的那一天，机会终于在2008年到来。当时他回国探亲，途经母校华中科技大学，接待他的正是当年无线电专业的同学刘玉。刘玉在负责学校Dian团队种子班的教学改革，正在寻找一名能够教授学生理性思考的教师，听闻董毓能开课，心里一阵欢欣的同时也不免打鼓。刘玉眼中的“董大才子”很有性格。大四临毕业，刘玉在应届毕业生篝火晚会上修改了董毓的自由诗，他便拒绝在作者栏中署名。
搞数据库和电子商务的工程师真能讲好批判性思维课吗？是真是假，一试便知。一节课试讲下来，刘玉和同事当即拍板，由董毓担任这门课程的主讲教师。从2010年起，董毓把每年三周的假期由“圣诞节”调整至“暑期”，并开始了“候鸟”之旅。这对“同学搭档”把批判性思维培训课程推广到了大学、中学。授课对象不仅有学生，还有大学、中小学教师。刚回来开课时，国内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的高校仅有个位数，而且偏逻辑教学。
不少学生自以为掌握了批判性思维，实际上学的却多半是形式逻辑。“逻辑是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工具，但批判性思维远大于逻辑。说批判性思维是‘探究实证’，就是指它执行提问、发散思考、经验实证的任务，即提出探究性问题、探索新信息、提出新想法、作多样辩证的比较、进行实质性检验。这些是创造知识必需的能力，也正是中国学生最缺的，而形式逻辑基本不教这些。”他解释道。
有意思的是，他的批判性思维课程最先吸引到的正是逻辑学、外语，以及指导公务员、MBA、司法考试的教师。后来，信息科学、机械、光电……陆续加入培训和研讨会的教师、学科越来越多。
就在此次举办的第十届全国高校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研讨会上，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教授包卫东告诉《中国科学报》：“指挥官要应对各种突发场景，这需要他们具有发散性思维，而军校要求的是‘服从命令’，做好二者的平衡，需要批判性思维介入，并与专业教育形成很好的结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编写出版的《小学批判性思维教程》，其主要编者王婧是董毓培训班的学员，这部教程也是他教材的“小学”版。
后来，该校运用批判性思维等方法培养未来科学家，独创了针对“勤审辩”“会探究”“善创新”等未来科学家素养的对话教学方式，并在不久前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批判性思维改变了学生，也让授课者有批判性思维者的品格。在刘玉的Dian团队里，有一名叫万庆徽的学生，他曾因想法异于常人而被怀疑是“问题学生”。但在一项批判性思维测试中，他的“质疑能力”得了70多分，远高于其他学生。
这给刘玉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给予了万庆徽很大的宽容。万庆徽在毕业数年后，果真用自己的奇思妙想，为抖音提供了“百万英雄答题会”的策划案，并晋升为部门高管，最近又离职创业。14年过去，不了解的人以为董毓借着批判性思维挣了大钱。其实，他不仅课时费不多，而且为了有效推广批判性思维作了不少免费讲座，甚至把辛苦撰写的教程、PPT无偿分享给学员。
虽说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的高校从个位数变成了200多所，但绝大部分都是小规模开设，只有华中科技大学、汕头大学、西安欧亚学院、厦门工学院等面向全体学生开设。“这个速度太慢了。”这是董毓深感遗憾之处。中国有近3000所高校，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还得“百八十年”。然而，有人借批判性思维之名做低劣的“山寨”。
一些与人性背道而驰的行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也被冠以“批判性”的标签，这对批判性思维的认知负面影响很大……种种误读、偏见让董毓觉得“再也等不起了”。202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跨国调查指出，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中国、印度、俄罗斯中最强，但到了大四却被俄罗斯学生追上，由此引发的热议，至今余波仍在。这一“反常识”的结论背后，真相究竟如何？
当时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董毓指出，该调查所测试的推理部分（在调查中被称为分析）有可能集中在演绎的概念上，这是数学较好的中国计算机和工科学生的优势。“批判性思维的主要指标有几十项，而测试工具通常只测十几项，怎么能根据几道测试题就说明中国学生有批判性思维？如果不全面考查，便难以反映整体真正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自信向来求真的董毓，在当天会场上，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
那股认真的劲头，似乎依然带着年少时拒绝给诗歌署名的傲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