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林回忆与周光召的合作经历，展现出周光召在理论物理领域的深厚功底和对科学精神的坚守。周光召对科学研究和学术评价体系有深刻见解，反映在其科学院内的领导工作中。这篇写于周光召80华诞之际的文章，对当前科技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领导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理念在今天依然具有指导价值。
我自从1950年代中期得以转学理论物理，就知道周光召这位杰出学者和学长的名字。
然而，真正近距离、面对面的接触，是从1977年全国自然科学长远规划会议期间光召主动找到我和于渌，建议共同研究闭路格林函数开始。这次长达八年多的合作，一直延续到光召成为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成员和领导之后。我不仅有机会同光召一起做计算，还曾两度协助他做行政工作：一次是担任他的副所长（1984-1987），另一次是接替他担任所长（1990-1994）。
从多年来的亲身感受，我深知光召同志的学术作风，应当在我国现今的科学界、首先是学术界的领导层里大力提倡。如今光召同志卸去了各种头衔，步入资深院士行列，而我本人从来没有进入、现在更是远离学术“官场”，确实到了应当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如实写给学术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时候。这样做，估计也不会再使光召同志过于为难。
1977年全国规划会议期间，我负责起草物理学规划的总纲。
当时对于我国要不要建设高能加速器、应当搞什么样的加速器，有许多不同看法。10月11日上午举行物理学大组全体会议，约有150人参加，由我介绍“总纲”草稿。此时头一天晚上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拍板决定搞大加速器（当时设想的是规模很大的加速器，后来改变方案，成功建设了现在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消息已经传到会场。
当我走向讲台时，坐在第一排的周光召拉住我的手说：“关于高能加速器，现在指挥员已经下了决心；因此不是搞不搞的问题，而是如何减少损失。你讲话要注意些。”于是我特别说到，“要使我国的高能物理和加速器事业成为屹立在青藏高原上的珠穆朗玛峰，而不是人为地放在百尺竿头的一朵鲜花。”不过，讨论中还是有人不明白我的用心，批评我“美化加速器”。
1990年秋，光召曾就另一件事对我说过“要注意减少损失”；我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公开说明事情原委。
1984年，周光召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坚持每星期到所里与两位研究生讨论。当时理论物理所设在中关村第一小学对面的临时平房里，研究人员都没有办公室。我们为光召准备了半间小屋，以便与学生见面。这两位学生或许是当时所里压力最大的年轻人，因为其他导师未必每周同学生见面。
带完这批学生，光召就没有再招收研究生，也没有再用“博士生导师”的头衔。他发表文章的数目急剧减少，直到停止发表理论物理的研究论文。这与目前某些学术官员“官”越大“文章”越多，“学生”也越多，还到处打出“博士生导师”旗号的不正之风，成为鲜明对照。我想，正是因为自己的严肃作风，光召同志才能够在2005年全国科协乌鲁木齐年会期间，理直气壮地对记者们说，做官和做科学研究不能兼得。
为了做好科学院的领导工作，周光召在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是做出了明显牺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