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贞先生是在非平衡统计物理研究中做出创造性贡献的女物理学家。她一生经历了种种磨难，自强不息，她以62岁高龄蒙冤入狱近6年之久，而爱国之情，爱物理之心丝毫不减。本文是王明贞教授90寿辰后写的自传，生动感人。
我的身世与童年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远祖可以有记录地追溯到明朝的一位文渊阁大学士（等于宰相）名叫王鳌（1450-1524）。我祖父王颂蔚（1848-1895）的墓碑上记载着他是王鳌的第十三代孙。祖母谢长达（1849-1934）是当时苏州有名的女权运动先驱者，她创办了苏州振华女中（解放后改称十中），还组织了一个妇女放足会，号召那些受封建习惯影响裹脚的妇女起来自己解放自己。
中学学习成绩全“A”
我在振华女中读小学时跳过班，所以虽则入学较晚，还没有耽误太多。大约在我念完初中二年级时，父亲把全家搬到了上海。初到上海时，我就和表哥表弟一同进一所中学。不到一学期，我发现那里的男同学太粗野，因此我就离开了这个学校。随后进了我家附近一所教会学校，名叫晏摩氏女中，直到高中毕业，这所学校是由美国人创办的。在第一个学期大考结束后，同班同学发现我的成绩是全班第一，每门课的总分都是“A”。
这使大家十分惊奇，从此她们对我非但不歧视反而很敬重。
进大学并非一帆风顺我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也并非一帆风顺的。父亲所持的态度是既不赞成也不干涉，因为他自己是自学成才，希望儿女们也自学。我就向继母提出我想进大学，但立即遭到她的反对。正当我忧心忡忡地为我的前途感到不安时，有一天父母亲忽然把我叫到面前，继母说：“你父亲有个好朋友，为他已在同济大学毕业的儿子，托媒向你提亲。
他的家庭是很富裕的，我们觉得这也算是门当户对，就不知你自己愿不愿意？”听完继母的话后，感觉到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了。但是再仔细想了想，既然上不了大学，在我这种尴尬的情况下，也许这就是唯一的出路了。最后，只好勉勉强强说了声：“愿意。”
出国留学几度坎坷当我得到硕士学位后，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邀请我去教数学和物理。我应聘去了，一晃就是六年。我虽则是认认真真地备课和讲课，但是留学的念头一直在脑海中盘旋。
当我教完两年课，觉得手头有了足够的赴美路费和零用，所以就再一次向密歇根大学申请奖学金。与上次请求相比，多了一个硕士学位，还加上两年教书经验，我满心以为这次申请一定是更不成问题。哪知得到的回音却是不批准。这真使我失望极了！看来是由于我第一次没有接受奖学金而使他们发怒了。
难忘的八年美国生涯
1938年8月初，我乘坐美国总统号大轮船，行驶将近四个星期，终于抵达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然后再乘火车到密歇根大学所在地安阿伯。我在密歇根大学学习四年。开始两年我读的主要是理论物理课，还选了一门实验课光谱分析，还有两门高等数学课。在这两年的学习中，可以说我深受物理系研究院师生的赞扬，原因是遇上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
爱情生活的转折点1947年上半年，我基本上在苏州陪伴双亲度过的，同时也着手找工作。
由于当时战争的前线离北方较近，所以父母建议我去南方工作。正好我妹夫陆学善认识云南大学的校长，他去信介绍我去那里教课，校长很乐意地请我去云大数理系当教授。当年夏天我就从上海乘飞机去昆明。不久后，我遇到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先生，他是一位善良可亲的学者。后来我在查先生家里认识了热衷于教育事业的俞启忠，他担任师范学院基本教育研究室主任，是一位活跃聪明、为人正直的学者，是查先生的学生和朋友。
由于查先生从中鼓励，我和启忠来往几个月，就从朋友变成情人，在1948年夏天结成伴侣。
第二次踏上美国土地轮船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里行驶了20多天，到达美国西岸的大港——旧金山。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就乘火车到诺屈丹姆大学所在地南湾。1949年9月初开学后，我就去诺屈丹姆大学物理系开始做研究工作。启忠去南方一个学校参观访问，待了半年，又换了一个学校，在那里又待了一年半，此后就来诺屈丹姆。
在1952年临近年底时，我们打算回国。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帮助北朝鲜抵抗美国和南朝鲜的联盟，因此我们和美国成了敌人。我不想为敌人工作，所以就辞去了海军部的研究课题。
清华任教十一年
1955年9月初，我们从城里搬到清华大学，先是住在新林院平房里。当时清华大学只有物理教研组，它是由普通物理组和理论物理组两部分组成。大部分的教师是在普通物理组，理论物理组的教师一共也不满10人。我来清华大学后加入理论组，组长由徐亦庄担任。到校不久，徐亦庄说要我做组长，因为我的年龄比他大，学历也比他高。我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我是...（此处省略部分内容）
近六年的铁窗生活
1968年3月14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那天半夜，我们刚刚睡着，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大门声。当时我还以为是同单元的邻居出游回来。哪知当邻居开大门时，就有人进来，扬言要找我的老伴俞启忠。当即一面敲我们卧室的门，大声叫俞启忠的名字。当我老伴从床上爬起来，披上外衣的一会儿，就有人去把守我们卧室的另一个通往阳台的门，分明是怕我们从这儿逃走。启忠打开卧室门后，就有几个公安人员闯进来，强行把他立刻带走。
这一刹那的情景，真像一个晴天霹雳。
出狱后的三年
无缘无故地过着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铁窗生活，终于在1973年11月9日让我出狱了。我的侄女婿林霄已在我同单元的邻居丁慎训家等了好久。后来我就在丁家吃了我出狱后的第一顿饭。我获释的消息传开后，不久就有好多亲戚朋友和学生陆陆续续来探望我。对一些不便出门的亲友，我就上门去拜访。
退休二十年——九十寿庆1976年12月，学校让我正式退休。
此后的生活当然比较平淡。当时我还有兴趣和精力设计缝制自己的衬衫和夹大衣，自己做中式棉袄。当然手织两人的毛衣、毛裤也是我的事。在1978年夏天，我们和一位朋友的全家去北戴河玩了40天。1980年秋季，我把侄女王忆从外文局调来清华大学教法文，为的是有事时她和侄婿林霄可以帮助我们。当时清华大学正好缺乏法文教师，她来后就领导法语小组直至退休。到1981年，她们全家四口搬来清华大学。
最后我要把我过90岁生日的事，作为这篇短短回忆录的结尾。那天，学校为我安排了一个隆重的聚会，有几十位同事、朋友和亲戚参加。主持者是三位校系领导：党委书记贺美英，副校长余寿文和物理系主任顾秉林。贺美英同志首先致辞，后来有几位亲友发言，我自己也说了几句感谢的话。聚会后就在甲所聚餐，有四桌客人赴宴。我在饭前切生日蛋糕时许了一个愿，那就是：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台湾回归祖国。
在整个聚会和聚餐过程中，学校还录下一匣录像带，作为永久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