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夏天在南开大学毕业前，我被批准参加了共青团。为了要求进步，我填的工作志愿是：第一，西北地区的工矿企业；第二，东北地区的教育单位；第三，华北地区的科研机构。结果出乎我预料，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前身）。后来我才得知，这是物理所人事部门干部按照科学家的要求到学校去挑选，学校和系里根据我在校时认真的学习态度和优秀的实验技术而举荐的。
我班毕业的同学被分到中国科学院的只有我一人。之后的43 年一直在物理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我的第一任导师是学部委员（院士）陆学善。在陆老师“严肃、严格、严密”的三严作风锤炼下和第二任导师北京大学教授唐有祺院士的独立思想与创新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我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与治学方略，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就，作出了不少有价值的重大贡献，使中国的晶体生长科学出现崭新的面貌并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
1980 年代初期陆学善先生及晶体室的同事们（后排为贾寿泉，拄手杖者为陆学善先生）第一次见到陆老师的印象就是严肃。平素不谈与课题无关的事情；第二个印象是严格。他要求年轻人上班时间都用来做实验，不许阅读书刊。只要一听到他的“司的克”（拐杖）声响，大家都像耗子见猫似的立刻合拢书本，奔向实验室；第三个印象是严密。
全部实验数据均需三番五次核实，要经得起任何检验；每一个实验步骤必须原原本本的按照他亲自示范的模式操作，不得越雷池半步。甚至于记录衍射线条的胶片也要严格按规定的时间显影，定影后浸清洗（季节气候变化时规定也不同）做到操作规范统一。更不必说用五个九的高纯原料配制合金、选用又细又软的头发粘制粉晶衍射样品。遍寻最细蜘蛛网做仪器目镜中的叉丝，反复修正Debye-Scherrer 相机的各项参数……。
我很理解且能较快适应这种绅士风度与古板传统。我在试验中领悟到他的课题对实验工作的苛刻要求，原有一系列的方法步骤很难满足。加上我的个性使我“非要做个样子给您看看”。于是我主动查文献、找资料，千方百计改进方法，把实验数据做得既精确又可靠，特别是在测量新相密度、衍射线间距及X 线衍射强度等各个关键环节上更是精益求精。
比如，最基本的利用阿基米德原理测定试样密度之前，先将精密微量分析天平的砝码通过大量称重数据列出几十个多元联立方程式就得每颗砝码的实际质量达5 位有效数字；再根据比重瓶玻璃与所用液体（水、酒精或苯）在不同纯度与固液相的实际重量。再如，用显微光度计测出的衍射线黑度更要考虑角度（极化与Lorentz）因子、样品吸收因子、底片收缩因子以及热震动等一大堆因素影响产生的误差。
至于合金的化学成分，也是由我自己设定程序与操作方法，一个个试样亲手分析而得出的。可以说，诸如此类枯燥乏味、重复单调加上用手摇计算机甚至算盘计算的艰巨任务是对人的意志、毅力、体力（加班加点）的极大考验。
就这样，陆老用心良苦地挑选来的“千里马”用“超标”的实验事实让陆先生视为“免检的信得过助手”，取得了上班时间可以看书的特权。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陆学善先生坚持“午后茶”的传统。
虽然英国科技界的保守思想与习俗经常遭非议，但体现学术自由与民主的午后茶理应受到推崇。陆学善的老师吴有训（当时科学院的副院长）经常百忙中抽空来出席这个不定期的午前或午后茶，甚至吴副院长的老师——全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南开物理系的胡刚复老教授有时也从天津赶来参加这种小型学术讨论会（胡老还经常到北大听唐有祺教授的晶体化学课）。
凡五六人“四代同堂”或听取汇报，或交流资讯，或答问建议，气氛甚为热烈活跃，亲切融洽，使晚辈们获益匪浅。
1954 年冬，陆老突发心梗而不得不中断工作。55 年初，北大唐有祺教授来所兼职，所里派我当唐先生的助手，唐先生每周抽出半天来所里指导工作。确切的说，去掉来回路上的时间，在组里也只有一小时左右。听完我的工作汇报后，指定一些主要参考文献并点拨一下研究思路。
1957 年，因政治运动而停止了基础性研究。这时，我们年轻人挺身而起担当填补空白学科“晶体生长”重任（之前，欧美某些科学家曾断言中国搞不了这种工作，何况先进国家对我们严密封锁）。一直到我们取得若干领先水平的独特成果，使中国的晶体生长学科水平同他们的差距缩短了几十年的过程中，都体现出前述英、美“结合”，取长补短的学术熏陶给我的扎实基础功和承前启后的独立精神。
在我的科研生涯中，曾得到几次荣誉。《人民日报》刊载过两篇文章：“三十天开出宝石花”和“二十年规划的呼吁”。电视台数次上镜，包括邓小平同志视察物理所和打倒“四人帮”后去首都体育馆庆祝大会演出物理所的男声小合唱。还有在全国第一届科学奖励大会上代表获奖人员去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就坐等等。
在我的科研过程中，有许多难忘的事情，也有过一次惊魂的经历。
我们用来培养人造水晶的高压容器，需要耐温400 ℃左右、耐压500 —1500 atm，对所有的材料和加工工艺都要求较高，特别是材料的热处理和釜体的爆破试验非常重要。当时没有这些条件，从自己设计图纸起到仓库里找钢材，送附属工厂加工都是非专业的，没有做耐温耐压的爆破试验就得马上使用。应该说这是违反正规要求的。
那时的温度程序没有自动控制系统，也不能自动记录，每隔一段时间需要值班员人工测量一次温度与压力。有一次我值夜班，测温压在潜望镜读压力表的压力时，发现温度调变后压力没有变。为了读到准确的压力数据，我爬到厚厚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室上层去直接轻敲压力计表壳（因指针转动不灵活），待指针转动读取压力数据后反身刚走了两三步，后面突然轰然一声震天巨响，犹如天塌了一样，偌大的实验室顿时充满了呛人的碱性气体。
我处于本能反应，冲出去把铁门关严。第二天，安全部门来检查事故现场时，现场一片狼藉，高压釜上半部不知飞到何处去了，房顶上开了一个大窟窿，所有窗户的玻璃被震得粉碎。如果我多看一眼压力表数据，那很可能把人都炸飞了。好险啊，捡了一条命！不过此前，国外，如英国、法国、苏联，国内如四机部707 厂和中科院地质所都有过爆炸事故的先例，说明很难完全避免。
我在四十三载中，科研上历遇政治“运动”的干扰与蹉跎。
我只想简略地依次点到一下，不准备着重叙述。大学毕业后，“运动”仍是不断。
每年几天去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54 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到1958 年的“反右”和“下放”运动；1959 年夏天全所实验室就我一个人去密云水库劳动一个月；接着掀起了“人民公社”运动和“全民大炼钢铁”的狂潮；之后是3 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实际上主要是人祸）；1963 年后稍事“休整”一下，1967 年又搞“深挖洞，广集粮”的备战活动；1969 年为了干部“储备”开始分批去三线干校锻炼，我在湖北潜江广化寺劳动一年多；1970 年冬回北京，又接着开展什么“拉练”，几天走了百里路，帮农村搞积肥、修水利；干校还没有轮完，1976 年夏的天灾——“唐山大地震”和“政治大地震”——国家领导人相继逝世。
种种运动和事件，再加上震惊世界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实实在在占去了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国家则因此倒退了不少年。直到邓小平同志上台，改革开放开始，才慢慢踏实下来。
虽然经历种种磨练和考验，我依然无怨无悔、孜孜不倦地为科学工作不懈努力着，将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分秒必争的精神贯彻始终，为祖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向人民交上了一份无愧的答卷。我自豪，为没有辜负周恩来总理的殷切期望而感到幸福!我的整个成长历程，无论从求学到成才的每个阶段，都充满着坎坷险阻与动荡变迁，但我毫不动摇地坚持下来，终于抵达了理想与抱负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