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4日至6日，杨振宁先生访问山西大学，在短短的几天里，他为全校师生做了关于《20世纪物理学的三个主旋律》的主题报告，与山西大学部分师生座谈并题字，还抽空参观古迹、博物馆，等等。期间时有值得记忆的场景出现，今整理几则与读者分享。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物理学史家派斯写过一本《尼尔斯·玻尔传》，我国著名物理学史家戈革教授将这本书译成了中文。
在这本书的序中，派斯讲了几个故事，其中第三个故事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派斯和他一位朋友的谈话。派斯说，与他对话的“那位朋友是海森伯一代以后的我们这一代中最高明和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派斯的这位朋友问：“你和玻尔很熟？”派斯回答：“是的。”这位朋友又问：“那么告诉我，玻尔到底做了什么？”派斯回答：“喏，首先而又最重要的是，他是量子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派斯的朋友说：“我知道，但是那种工作已经被量子力学超越了。”派斯说：“当然。”派斯接着继续辩护：“接着我说了他（玻尔）在量子力学中的地位，特别是他对互补性的引入。”还有一件事令派斯大惑不解：“互补性概念被玻尔本人认为是他的主要贡献，为什么在一些最好的教本中，例如狄拉克的量子力学教本、朝永振一郎的按照历史过程叙述的量子力学教本，和理查德·费曼的物理学讲义中，竟会对这个概念只字不提呢？”
2017年9月4日，杨振宁先生应邀为山西大学师生做报告。在叙述杨先生讲的故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与A-B效应相关的物理知识。在经典电动力学中，描述场的基本物理量是电场强度E和磁感应强度B。其中，E=-?φ，φ是静电场的电势，为标量；而B=?×A，A被称为磁场的矢势。由于：?×(A+?ψ)=?×A，所以对应同一个磁场B，矢势A可以是多量值，而不是唯一确定的。
因此在经典电动力学中，φ和A只是为了数学上的方便而引入的辅助量，二者都不具有直接可观测的物理意义。
2017年9月6日，杨振宁先生在山西大学物理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等部分师生座谈。当他听说梁九卿教授曾师从阿哈罗诺夫后，讲了个关于A-B效应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印证两个事实：其一，包括杨振宁在内的物理学大家多数是自信的，他们尤其坚信自己的看法，很少人云亦云。
他们的个人看法通常是有事实依据的，但也未必都是完全正确的。其二，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尊重事实的，当有足够的可靠证据说明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正确时，科学家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认识，而不固执己见。这堪称科学界的一条重要的“公序良俗”，它反映出来的是科学家实事求是的基本科学精神。
杨先生不回避、不掩饰自己曾经的“错误认识”，不仅知错即改，而且将它写进著述里，并在适当场合再次讲述，为的就是以己为鉴，让更多人明白过于主观容易犯错误的道理。
在9月6日上午与山西大学师生座谈时，有一位年轻的物理教授谈到，他本人对杨振宁先生早年开创的物理学某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很有兴趣，并向杨先生请教，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前景如何。
杨振宁先生的回答在有的人看来，似乎有些出乎预料，他说：“继续开展这项理论研究，至少目前看来意义不大。”他认为，物理学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主流应该属于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的时代。他以自己使用的助听器为例说：“我已经用了相当长时间的助听器，都是从国外买的，有德国西门子这样著名的大公司生产的，也有瑞士、丹麦等国的一些小公司生产的。这个小东西，近十年来技术在不断进步，性能越来越好。
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物理学，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聚焦于用物理知识开发实际应用技术。”
杨振宁先生除了钟情于数学与物理学，还对很多事物兴趣盎然。在2017年9月访问山西大学的几天里，他参观了晋祠、天龙山景区，以及山西省博物院等地。杨先生早年在美国期间，曾见到有石雕佛像首展出。他猜测石像源于中国，深入了解后知道确实来自于中国，进而知道来自于山西天龙山石窟。这是他此行前往天龙山的主要原因。
在天龙山他请工作人员讲解这些佛首是什么时期，通过什么途径被掠至美国的。当工作人员告知是在上个世纪初由日本人盗走的之后，杨先生又提出有没有什么途径争取让文物回归故地等问题，交流持续数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