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政务院决定将中国大陆唯一的一台电子显微镜交给刚刚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这是一台英国Metropolitan-Vickers生产的电镜。1976年10月初，我参加所里（中科院物理所）为期不到一年的人防工程劳动还没结束，就被通知停止劳动回室报道。回到研究室（物理所第三研究室，即光学室）后，支部书记薛大鹏要我去找许祖彦联系，由他安排工作。我在当时的“受控楼”（现物理所C楼）大厅中找到了许。
他告诉我，我将参与的工作属于“一号任务”，即关于毛主席遗体保护及光美容方面的工作。当时大家已从报纸、广播中知道毛主席的遗体要长期保存，供全国革命群众千秋万代瞻仰，以及中央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我们的具体任务，他明确告诉我，是为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毛主席遗容的光整容设备，即使用光学方法保证水晶棺中的毛主席遗容有适当照度，使瞻仰群众在既能看得清楚，又对遗体绝对安全，还要使遗容看起来“栩栩如生”。
眼下只知道这个方向性的目标，具体方案尚在论证之中。除了这个任务的政治性等严格要求外，还特别强调时间性和保密性，因为全部技术措施必须在1977年9月9日实际使用，故我们的工作节奏必然是非常紧张的，对此需有思想准备。保密性的重要更是不言而喻的。我刚开始介入到光整容工作时，正是论证具体方案阶段。首先提出的方案是将光源放置在水晶棺内，令照射光束从水晶棺顶部的反射镜反射到遗容上，以达到照明和校色的效果。
此法后称为“内投光”法。光源采用氙灯，放置于水晶棺下，用光导纤维导入棺内。此法实施起来相对简单，除反射镜外其余部分的“隐蔽性”较好，最早被选为可行方案之一，着手实施。但在实施过程中发现此法有所不足：一是当时的氙灯不太好启动。一次华国锋等领导来检查工作时氙灯未能启动，而光源来自棺内，使得一旦现场出现事故将没有工作空间来做应急处理。
另外此法只能投射有限的几束光柱，色彩校正的效果有限，照明的均匀性及校色整容效果不够理想。针对“内投光”法的不足，物理所提出“外投光”法。这种方法是从水晶棺外用幻灯机向遗容两侧投射，经形体、色彩校正的影像达到照明及形体、色彩校正的效果。该影像通过以下步骤获得：首先，在遗容的1∶1石膏模像上，根据色彩和视觉修正的需要涂布校正色，并在投射光的同一方向和等效距离对已做色彩、形体校正的人像模型拍摄彩色正片。
这样既可获得适度、均匀的照明，又可获得全面、细致地校正遗容的色彩和视觉形体（如凹陷部分感觉到凸起来，改变胖瘦的感觉等）的效果。这一方案经在遗容复制像及替代实体上做了多次实验和参数调整后，得到满意结果。该方法还有对棺内热辐射小、设备简单，运行可靠性高（采用自动光源切换装置，即万一光源在工作中突然失效，接替光源可在1秒钟后自动切换到准确位置继续工作）的特点。方案经汇报后获准予以实施。
为此，纪念堂瞻仰大厅两侧墙的上方专门开有两个投光孔并在其后各建一工作室。最后“外投光”方法与“内投光”方法均被毛主席纪念堂选作并行方案。物理所研制的“外投光”设备与以608厂为主研制的“内投光”设备同时进入各自工位并派专人值守，全部技术文件存入纪念堂留档。
参加“外投光”工作的还有中科院感光所部分人员，负责彩色胶片的拍摄和色彩校正、冲洗正片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负责对被光整容的实体模型作彩色修正和局部补光、调色的布色。我在“外投光”工作中具体承担以下工作：从色度学的角度提出对模型及实体的校色方案，并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
前期配色由我负责，最后对实体人体的配色在我工作的基础上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朱老师完成；提出并完成损坏光源的自动切换装置（样机及实际工作装置）。为确定“外投光法”对水晶棺内的照度，我曾多次到已安放到位的实际水晶棺内测照度。
在整个“一号任务”期间，我和物理所其他参加“一号任务”的工作人员一样，都是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为了切实保证参与人员无后顾之忧，所里派出政工组持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的介绍信到各家属的工作单位打招呼，请对其工作时间安排予以照顾，以全力保障在纪念堂工作人员的时间。最后物理所如期（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开馆前两个月）完成了从设备到资料的全部工作。我也获得了“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先进工作者称号”。
参加光学美容工作的有：杨国祯、许祖彦、吴令安、王玉堂、张勇、蔡妙全和感光所的王川等。所里负责组织协调及与上级联系的，前期是于书吉，后期是陈庆振。大约到1977年7月底，我们外投光组的工作任务已全部完成，所有研制的设备安装调试到位，并有紧急应变备案。所有设计资料和使用说明等技术文件全部存档。
在对毛主席纪念堂相关工作岗位的人员进行一对一的介绍和培训后，我们离开纪念堂的工作场所，各自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在这个小团队解散之前，物理所领导念及大家连续辛苦劳累了大半年，可以安排大家放松一下，让我们提出到哪里去。当时北京没有几个地方好去，连北海、颐和园自“文革”以来都未开放。我因拉练时从潭柘寺路过，知道“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就提出去潭柘寺吧，得到大家的同意。
于是所里派车拉我们到潭柘寺，结果不出意外，潭柘寺果然也不开。多亏王川等再三和寺庙管理方商量，说我们是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建设的同志，现在任务完成希望到著名古刹参观。寺管理方竟破天荒地同意我们参观。1977年7月摄于潭柘寺（前排左起：陈灵义、唐淑桃、吴令安；后排左起：王川、朱化南、王玉堂、杨国桢）那天的中饭由大家各自从家里备好，吃时共享。记得吴令安带来的英式沙拉很好吃，让我们这些土包子头一次开了洋荤。
“一号任务”参与的人很多，不光是物理所，还有其他单位的同志。肖秧是“水晶棺”组的组长，负责水晶棺的制造和遗体照明、光整容等项目。他当时的社会职务是北京玻璃总厂厂长。他是解放前清华的地下学生党员，北京解放后没毕业就参加工作，后来还到东德实习进修。从和他有限的接触感觉到，肖秧是一位责任心强、头脑清楚的内行领导者，在对工作严格要求的同时对下属也有很人性化的关心。
记得我们在历史博物馆连续几个昼夜加班，他在一天晚上亲自带人送来了一大筐当时十分少见的热气腾腾的富强粉包子。后来在任务结束前还专门请我们参与外投光工作的人员在四川饭店吃了一顿饭，我还是那时才知道中国还有“五粮液”这个可和茅台比肩的名酒。后来他很快就任北京市计委主任。他的为官之路几经波折，最后做到重庆市委书记（重庆成为直辖市前）。
听说在1989年处理学生到市委广场静坐时，他很有智慧地请学生家长到现场协助疏散学生退场，和平地化解了这个大难题。我们知道后都觉得以他的性格和能力，能办出这样漂亮的事不是偶然的。可惜他后来较早地因病离世了。608厂是北京玻璃总厂旗下的工厂。当时主打产品是各类眼镜，并开始研发一些照相机镜头。该厂参加了水晶棺组工作，后来的“内投光”光整容就是以该厂为主完成的，有胡、李两位技术骨干。
我们当时常常到608厂开会和讨论工作。以物理所为主的“外投光”方案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彩色摄影的密切配合。当物理所向中科院提出希望得到感光所的协同配合后，感光所很快就派感光胶片室的支部书记到物理所“一号任务”组报到，表示他们将尽全力配合，并很快组织了一支精干小组投入其中。以后他们的工作果然十分出色，负责拍片的王川一直守在物理所的工作现场，根据要求随时拍试验片。
无论工作到多晚，第二天一定拿出冲洗完好的反转片供下一步工作用。王川和我们年龄相仿，老北京人，性格幽默、洒脱快活。和他在一起，工作再累，再困也不觉得。在完成光整容工作中，我们经常打交道的有几位全国知名的专家。他们是中科院长春光学与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王大珩，中科院西安光学与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龚祖同，还有工人电光源专家蔡祖泉（复旦大学）。
当时正值“四人帮”刚刚被打倒，大家的心情非常舒畅，在一起讨论工作和聊天都比较放松。特别和蔡祖泉相处更是特别融洽。蔡祖泉是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在“文革”前就已经全国闻名了。他为人低调，知识丰富，讨论问题绝不强势，总是平心气和地讲道理，使人感到特别亲切。
那时参与光整容工作的有北京新闻制片厂的田力和李姓两位资深照明师，还有煤矿文工团王姓美术师（前期）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朱老师（后期），他们负责为待光整容的对象（1∶1翻模石膏头像和替代实物）进行配色。在工作进行到需在实体模型上布色前，我提出这一工作需请有深厚油画肖像功底的行家做才行。领导让我负责推荐。我提名了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詹建俊和靳尚谊。
后者近年以油画肖像“青年女歌手”（民间又名“江山”）而闻名全国。当时老画家不敢请，怕他们还没解放。但不知这两位年轻人为什么一位也没请到。摄于1977年7月毛主席纪念堂竣工时（左起：陈庆振、感光所职工、许祖彦、朱化南、王川）“一号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物理所派出的参与人员与其他单位的同志认真工作，密切配合，圆满完成了上级交予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