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世萱：一路上有“理”
自接到《物理》编辑部的邀约以来，我的内心一直在试着明晰，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自己，选择现在的工作方向并一路坚持了18年？我想，原因繁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工作中的每一个挑战，身边的每一个人，成就了如今的我——一个平凡的物理科学工作者。如果能够从一点说开去，那就是世界上每个人生而不同，但相同的是每个人都会面对大大小小各种抉择。在此仅与各位分享我一路上曾经面对并做出的种种选择以及从中得到的感悟。
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现在回想起来，大部分对我人生有极大帮助的“好习惯”都在早期养成，并且都得益于父亲的教诲。我出生在贵州，一个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西南省份。父亲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毕业生，母亲大专毕业，作为那时的女性也是非常难得，所以自己也算是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学老师，由于当时师资缺乏，他同时教授着数学、物理和化学三门课。
在我入学之前，他只能每天带着我去他教书的学校上课。他教课的时候，我就跟比我大很多的学生一起坐在下面听，虽然年纪太小听不明白上课的内容，但看着黑板上的各种数字组合和奇奇怪怪的符号线条，总觉得非常美。我想也正是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我后来敢于想象作为一名女性的种种发展可能。父亲闲暇的时候就教我认字、做简单的加减乘除。
我在上小学之前学了很多东西，对于现在的孩子这可能不算什么，可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超前的教育确实让我受益匪浅，养成了我日后更倾向于自学及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样自小养成的习惯最终把我引向了科研之路。
我第一次体会到自由的快乐，是在上学前伴随着父亲教书的那些日子。
父亲当时任教的学校是一个磷矿子弟学校，坐落在山里，下课了学生就带着我漫山遍野地跑，捉蜻蜓、蝴蝶，掰玉米烤来吃，看露天电影，那段时间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后来我意识到，能在那么小的年纪感受到无忧无虑的自由，是一种福气。回头想来，也正是自那开始对自由的向往和着迷，不经意间影响着我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重要的决定。只是学龄前自由快乐的时光转瞬即逝，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们全家搬回了贵阳市里。
这之后的日子就没那么自由了，父亲家教极严，规定放了学就得回家，下课和路上的时间都算好了，晚到家就得挨罚，作业必须认真完成，否则撕掉重写。虽然当时的我觉得仿佛失去了自由，但也正是这些貌似严苛的要求造就了我诚信守时以及任何事情但凡要做必追求极致的性格。父亲一直给我灌输的理念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从小就对理科非常感兴趣，自小学到高中，我的理科成绩也总是最好的。
打小的愿望就是长大以后当个科学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可这确实是当时发自内心的想法。父母也从未因为我是个女孩否定过我的梦想，与之匹配的是全方位的支持和教育。
在未名湖畔，我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只是孩提时候理解到的自由，只限于能够自由支配时间的小心愿，而在那时的北大，随着眼界的开阔，我体会到了自由探索知识的喜悦。不过万事开头难，难倒我的第一关便是英文。
虽然从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一直也认为自己的英语不错，但是到了北京，才发现自己的英语综合水平无法与来自大城市的同学相比。因此，在大学的第一年，主要的精力除了上专业课，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英语水平的自我提高上。从大二开始，我便沉溺于在图书馆翻看各种书籍。面对偌大的图书海洋，当时的感觉就是：每天醒着的时间明显不够用。
在北大化学系，头两年半不分专业，到了大三下学期我选择了高分子专业，师从丘坤元先生研究铈离子对高分子化学反应的催化机理。原本毕业后打算出国，后因各种机缘巧合未能成行，回贵阳待了一年多的时间。考虑到今后的发展，我决定回到北京准备考研，历经坎坷，被录取到北京师范大学量子化学专业，师从黄元河教授。黄老师治学严谨，为人宽厚，在学习上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黄老师是学物理出身，他的研究方向与当时量化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小分子化学反应机制”不同，主要是研究寡聚物及周期性体系(受限于当时的计算能力，主要研究一维体系)的电子结构及其与几何结构之间的关联，而我的研究课题则是富勒烯低聚物及一维聚合物的结构与物性的第一性原理计算，这一研究方向为我后来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奠定了基础。
研究生毕业之后的去向曾经困惑了我一段时间。
我的研究方向在量子化学专业算是一个小众的方向，当时北大化学系愿意把我留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想到今后的发展，却有些疑虑。在学校教书育人能为国家做一些贡献，但是当时感觉理论计算和实际不能更好的结合，对自己研究方向的发展不是很乐观，心中有些怅然，直到后来遇见了中科院物理所的高鸿钧老师。当时他的课题组正在招人，他们是一个实验研究组，想要一个做计算的毕业生，为实验提供一些支持。
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了高老师的办公室，这一次谈话对我而言有拨云见日之感。高老师平和的心态，渊博的学识，以及关于未来科研工作中理论计算与实验相结合很具重要性的展望深深打动了我，带着对这一科研愿景的向往以及对物理所，这一国内物理研究最高殿堂的景仰之情，我选择加入物理所纳米物理与器件实验室N04组的队伍，到今天已过去了十八个春秋。对于当初这个抉择，我的导师黄元河老师极力支持，这让我至今都非常感激。
但当时也有许多老师不解，觉得留在高校对于孩子将来的教育而言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对此的考虑是，孩子今后发展的好坏并不取决于父母给他创造了多好的物质条件、上了一个多好的小学中学，记住了多少知识点。相反，我一直认为父母自身的追求和发展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如今看来，我丝毫不觉得后悔。
我回国之后和Pantelides教授继续保持合作，特别是在2016年后合作更为频繁。
2016年他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卓越访问教授，每年访问课题组4次，每次都展开为期3天、每天8小时的科研讨论。他来访时我们曾提议可以休息半天去哪里参观休闲一下，他都会拒绝，或者说80年代来的时候已经看过，或者说不感兴趣，即使去了也会觉得百无聊赖，精神萎靡。可是一旦聊到科研，Pantelides教授就会眉飞色舞。这是一位很风趣的老人，他讲的大多数笑话都会与科研相关。
因为他，我第一次感受到，科研不仅是一份工作，它其实可以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爱好。就像有人爱跑步、有人爱听音乐一样，当它成为你的爱好，也就成为了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Pantelides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视科研为爱好的学者。我身边另一位视科研为爱好的学者是高鸿钧老师。
从我来到物理所的第一天起，如果没有其他杂事，高老师从早到晚都在实验室，一开始我并不能理解，逐渐地，我发现他也是把科研当作爱好、甚至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的那种人。于是我不仅能够理解，也慢慢地、慢慢地向这个方向走去。
选择物理所，我从未后悔。虽历经坎坷，但我却是幸运的，因为一路上充满了家人、导师、朋友、同事以及学生的相互扶持与帮助。是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坚持在这段崎岖的探索之路上一直走下去。
如果说自己的这些经历有值得分享的地方，我想可能有这么几点：(1)好习惯给人带来的益处永远大于培养好习惯过程中的付出。(2)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这对我来说，是自由，特别是精神上的自由，而科学工作者的精神特质便是自由的存在。(3)勇于面对挑战并尽全力战胜它，凡事尽自己的力量做到最好，不求完美，但求极致。(4)把科研当做爱好，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这让我更加享受科研也更加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