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雅安芦山县龙门乡王家村，4岁的张禾杰在自家院子里玩耍，当母亲张莲香提起是否想念在芦山地震中罹难的外公和哥哥时，张禾杰立即闷声不吭，甚至出现反抗情绪。张莲香告诉记者，这一年来，曾经跟外公和哥哥最亲的小儿子不许任何人提此事。
在芦山震区，张禾杰的情况并非个例。震后一周年，在记者重返震区的数日采访中发现，不少经历过地震又失去亲人的震区儿童性格发生巨大变化，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焦虑等心理症状仍然存在。
中科院心理所芦山工作站副站长李晓景告诉记者，截至目前，该工作站在震区做过三次调查报告，大部分人已不再出现恐慌和做恶梦的情况，但由地震诱发出的心理深层次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比如震区儿童的逆反心理，性格发生大扭转等。
曾经参与了汶川地震心理干预的李晓景表示，与汶川地震不同，芦山震区有很多留守儿童，来自家庭的关心少，面对大型创伤反应更大，承受能力更差。
“地震只是导火索，随之引发的一些心理问题是成长过程中多次积累的创伤事件。”震后，中国科学院心理学院也在学校开展了不少心理干预措施。一年后，震区学校师生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况都有很大改善。但李晓景仍建议，留守儿童更需要的还是家人的关心与陪伴，老师和同学只能做替代性的帮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援助队伍会逐步撤出震区。根据汶川地震的经验，“输血”要变“造血”。为了让教师心理培训持续，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还成立了五加三模式，研究院的五位老师指导学校的三位老师，完成心理健康课时。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灾害心理援助与创伤研究秘书长吴坎坎认为，灾后心理健康教师的培养，不要作为灾后重建的“消防员”，一次性使用，而是借灾后心理重建的机会，为学校培养一些“留得住、用得上、能工作，会研究”的心理健康教师，探索出适合中国中小学现状的心理健康教育体制。
如今，记者在震区安置点看到，笑容已重新回到震区民众的脸上。他们表现出了足够的坚强、乐观和感恩，但偶尔在他们的眼神和言谈中仍透露着一丝对漫漫重建路的迷惘。
“灾难发生后，面对很多受灾民众的心理创伤，最急需的便是简单的陪伴和关爱。”知名心理学家、美国卡萨医院心理健康中心董事兼咨询师尹璞说，从恐惧中走出后，要经历一个短暂的迷茫期，灾后心理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除了芦山震区的普通民众需要长期的心理重建，还有一类特殊群体值得关注。当记者震后一年重返震区时见到，不少忙碌在工作一线的基层干部神情疲惫，周末还坚守岗位。
中科院心理所芦山站工作人员刘洋说，芦山地震伤亡情况远小于汶川地震，震区民众心理需求会小许多，相比之下，基层干部要承受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对心理援助的需求更迫切。
“在震区，许多伤痛可能只是隐藏起来了。”李晓景表示，震区心理重建之路还很漫长，不容忽视。但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震区民众都有自己的震后恢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