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彗星的画家不是一个合格的科学家。黎耕，中科院物理所，2020-06-16 10:37:48。转自公众号：中国国家天文。如果你有夜观天象的习惯，那么你会发现夜空中繁星闪闪发光，随着时间和季节转动，但相互之间的位置却几乎不会发生变化。偶有几颗特别明亮的星（行星）虽不像其它星那么听话，但也不难发现，它们的运行轨迹亦是有据可循的。
不过，平静的夜空中也会有意外发生，比如那些偶尔出现的、带着尾巴的、稀奇古怪的星。这本名为《时代的印记》的古书藏于法国巴黎阿瑟纳尔图书馆，记载了耶稣的诞生、生活以及复活等内容，由贾安·曼塞尔编著。毫无疑问，古人早就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无论是在两千多年前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上，还是在西方的岩画上，都能见到这样忠实的描绘。湖南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上有关于彗星的原始描绘。
这些图是基于古人仔细的观察与长期的积累而形成的，也被赋予了各种内涵丰富的意义，用来和人间发生的事情相比对。但在前科学时代，古人却没有任何途径去了解它们究竟是什么，它的出现似乎不像任何已知的天体那么有规律，无论是轨迹还是周期，都飘忽不定。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关于彗星的描绘，都出自欧洲中世纪以后。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彗星的形象在许多与宗教有关的艺术作品中频繁出现。
中世纪人们对于宇宙的认识，主要沿袭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作为教会接受的“正统理论”，地心说的地位毋庸置疑。在宗教至上的时代，彗星也常常被当做是来自上帝的信使，它代表着神秘的预言与未来——尤其是不详的预兆，例如战争或国王之死。这幅出版于1660年的挂图，展示了自古希腊开始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提出并完善的地心说宇宙模型，这个模型在欧洲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占据“正统地位”。
一个著名案例就是享有西方“清明上河图”之称的贝叶挂毯。1066年1月，英格兰国王爱德华驾崩，由于膝下无子，王位继承权出现了争端。哈罗德二世与诺曼底公爵威廉都认为自己拥有王位继承权，因此就在哈罗德二世登基后不久，威廉发动了对英格兰的战争，战争中哈罗德二世阵亡。这幅长70米的挂毯制造于11世纪，详细描绘了黑斯廷斯战争的场景。
1066年4月的哈雷彗星回归，也成为了黑斯廷斯战争的重要一幕，人们认为它带来了上帝的警示。这次史称为“诺曼入侵”的征服对英格兰而言意义重大。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展示新国王威廉的丰功伟绩，威廉的异父兄弟、巴约大主教厄德命人以黑斯廷斯之战和哈罗德之死为主题，为巴约圣母大教堂织造了一幅长70米，宽0.5米的挂毯，含623个人物的大型挂毯。
其中的一幅场景里：一颗彗星划过天际，人们纷纷举起双手指向彗星，议论纷纷或面露恐惧。根据现在的推断，这颗彗星就是1066年4月出现在地球上空的，著名的哈雷彗星。彗星左侧绣着一行拉丁文，意思是“人们为彗星而感到惊奇”（Isti Mirant Stella）。自十三世纪，一场新的思想运动从文化艺术领域开始席卷欧洲，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
人文主义和世俗文化兴起，艺术作品中的上帝不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神，彗星的形象也时常被艺术家所表现，融入到宗教的血液当中去。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乔托·迪·邦多纳于1305年创作的壁画《博士来拜》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根据《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刚刚出生之时，有三位来自东方的智者跟随者天上的星星一路找来，虔诚朝拜。艺术史家常常会沉迷于乔托对人物的绘制技法，不过天空中那颗燃烧着的彗星也同样值得关注。
不同于贝叶挂毯中死亡的寓意，这里的彗星代表了神界的显灵，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帝的信使。画中的彗星究竟是哪一颗目前尚无定论，但有些学者认为应是哈雷彗星。1301年9月和10月，乔托创作这幅壁画前四年，哈雷彗星回归：巨大的彗尾扩散于天际，在人们的视野内形成了一幅壮观景象，这也许给时年35岁的乔托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才造就了这样一幅千古名画。
无独有偶，一百多年后荷兰的著名手抄本画家林堡兄弟的作品《耶稣在客西马尼》中，天空中同时出现了三颗彗星。客西马尼是耶稣的蒙难地，此时的耶稣身处背叛之夜，即将不久于人世。这些艺术作品中，从出生到死亡，耶稣的一生总有彗星相伴，再次说明，此时的人们将彗星看做是上帝的显灵。整个中世纪，彗星始终被当作是一种神秘的、与上帝相关的超自然现象。
然而十四世纪开始，一场或许是人类历史最严重的瘟疫肆虐全球，带走了至少7500万人的生命，由于患者染病后皮肤会变黑，欧洲人又将之称作“黑死病”。1456年，在一本瑞士绘图编年史的书中，画家迪堡·席林描绘了这样一副景象：两颗彗星同时出现在天空中，血雨从天而降，染病的人们痛苦地挣扎和呻吟着，旁边还站着一只两个头的牛。这幅作品被认为是关于黑死病肆虐下欧洲人恐惧与悲哀的真实写照，而彗星再次扮演了关键角色。
虽然如今我们很难去臆断作者是否将彗星看做死亡的征兆，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与当时人们完全无法去解释的瘟疫一样，彗星也是被当作一种超自然现象而存在。1609年，当伽利略第一次用望远镜指向天空的时候，他所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对于月球和木星的想象，也不限于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而是让欧洲人开始用更加理性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人们对于彗星的看法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彗星不再被当做上帝的代表，而是被看作一种广泛存在的自然现象。1652年，后来当选为巴黎天文台首任台长的天文学家让·多米尼克·卡西尼，用自制的天文仪器在庞扎诺天文台观测天体之间的距离。此时，一颗彗星划过夜空。这一场景被忠实地描绘在意大利利古里亚的一幅壁画上。这幅画中的彗星的大小比例与形态已经和我们如今看到的十分类似，人们开始认识到彗星是某种天体，并且是完全可以被我们所理解的。
就在此后五十年，天文学家哈雷发表了《天文学对彗星的简介》，并且首次预言了哈雷彗星是一颗具有周期回归特性的天体。荷兰画家利弗·弗斯舒尔绘制的著名油画《鹿特丹上空的1680大彗星》中，彗星的彗尾不可思议地一直延伸到天顶。暗红色的天光告诉我们，这次彗星大约出现在傍晚。前景中的人们井然有序，没有恐慌或者惊讶，有的甚至拿起了手中的望远镜来仔细观察。这幅画创作于启蒙运动早期，彗星是整幅画作的焦点。
除了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外，彗星不再带来其它暗示——它不再是上帝的信使，也不再是未来的预兆，无论吉抑或是凶。在这次彗星观测六年之后，牛顿爵士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书中，牛顿试图用数学公式来描述人们所观测到的自然现象，包括彗星的运行轨迹。科学革命之后，望远镜技术迅速发展，彗星慢慢成为了各种书籍和艺术作品中的常客。许多肉眼看不到的天体与细节，都成为了天文学研究的前沿。
为了区分哪些天体是“宇宙岛”（1755年哲学家康德对星云和星系的称呼），哪些是彗星，十八到十九世纪的彗星猎手们开始编制实用观测表格。这些表中最著名的就要数法国天文学家查尔斯·梅西耶的工作。直到今天，天文学家们仍然习惯用梅西耶编号来作为天体的名称。美国人伯里特在十九世纪所绘制的精美星图，不仅包括天上常见的星座，还包括常见的天体，尤其注重告诉那些天文观测者们，如何在望远镜里区分彗星以及其它未知天体。
但梅西耶并不是唯一做这样事情的人，十九世纪美国天文学家埃利佳·伯里特的星表更加全面和细致，尤其是包含了如何辨别彗星以及其它模糊天体的方法。关于彗星还有一件轶事。即使进入了科学时代，天文学家在望远镜中看到难以确认的天体时，仍然喜欢用“彗星”来作为自己新发现的“挡箭牌”。
例如1781年，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发现天王星时就声称自己发现了一颗彗星；无独有偶，1801年意大利人皮亚齐观测到谷神星时同样声称自己看到一颗彗星。为何这些功勋卓著的观测大师们还会把彗星和其它星傻傻分不清楚呢？大概因为彗星对于人们来说，始终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吧！经历了上千年的思想与技术变革之后，我们终于慢慢认识了彗星。
这样一种常见而不寻常的天象，曾经被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长达千年之久，是人们心目中“上帝的信使”，为人间带来了战争、死亡与瘟疫，也预示着未来、救赎与希望。然而，当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为人们的思想打开了全新的大门，人类才意识到这些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其实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彗星的类型、轨迹、回归周期，甚至它的物理性质，都已逐步汇入了人类文明的百科全书之中。
随着对宇宙的深入理解，彗星带给人们的不再是恐惧，而是与古希腊先哲们所畅想的一样，那么的浪漫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