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2日，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侯仁之于北京友谊医院去世，享年102岁。本文《侯仁之: 他把地理引入了历史》原刊载于2001年12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1932年秋，侯仁之投师于燕京大学历史系顾颉刚先生。当时，顾颉刚先生开设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这门课程，讲述的内容就是在我国历史学领域里有着悠久传统的沿革地理学。
侯仁之先生说：“我对故纸堆中的历史兴趣平平，但是对野外考察却极感兴趣。”1936年夏季，由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学会组织了一次‘黄河后套水利调查’，我兴奋极了！侯仁之先生那时已经本科毕业留校作研究生兼任顾颉刚先生的助理，因此他担任了这次考察的部分组织工作。此后，顾颉刚先生新开了一门“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带学生去北平城里或郊外现场实习，有时还利用较长的节假日有目标地到外地考察。
“这门课对我的影响真是太大了！”侯仁之先生感慨地说。作为助理的侯仁之每次考察之前都要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把将要考察的古迹或古物的简介写出一份发给大家。更为宝贵的是，每次现场考察，侯仁之都会发现实物与文献记载之间存有较多的误差。这些经验在侯仁之心里永远敲响着警钟：文献资料不尽可靠，而现场考察却往往能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顾颉刚教授被迫离校南下，侯仁之转为洪业（煨莲）教授的研究生。当时，洪煨莲先生是饮誉中外的哈佛-燕京学社的中方负责人，负责向美国的哈佛等大学推荐和选拔中国大学里的青年才子赴美研修。于是建议侯仁之像国内其他有志青年一样出国求学，把外国先进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带回国，以振兴中国的科学。
1938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侯仁之突然获知洪业教授要见他，他一走进洪业教授的书房，就听到洪先生突如其来地大声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哈佛虽然有名，但没有地理系，想学地理，就要找名师！”接着，洪先生建议他到英国的利物浦大学拜罗士培教授（Roxby）为师，罗士培教授是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者，对中国很有研究，国际声望很高。洪先生希望侯仁之跟随罗士培进入历史地理学领域。
不意欧战爆发，更在1941年冬，侯仁之因掩护学生抗日在北平遭日本宪兵逮捕，其后生活颠簸，留寓津门，留学一事只能暂缓。直至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侯仁之才得以负笈英伦，留学利物浦大学。但此时罗士培教授已经退休，继任的是从剑桥大学过来的达比（H.C.Darby）教授，达比专攻历史地理学，是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从此，侯仁之开始跟随达比进入历史地理学的领域。
达比的理论给侯仁之以极大的启发，利用达比的理论，侯仁之把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对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考察和专题研究很顺利地系统化起来，并提出了十分新颖的见解，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即是《北京的历史地理》。从而奠定了他在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地位。1949年，侯仁之刚刚在利物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旋于同年9月底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后第三天即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大学时代，侯仁之读到梁启超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深为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而感动，当读到顾炎武切中晚明时弊慨叹“感四国之多难，耻经生之乏术”时，甚至不禁落下泪来。从此以后，“做学问要解决实际问题”就成了他一生治学的原则。侯仁之回国后在燕京大学执教。1950年，他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建议将“中国沿革地理”改成“中国历史地理”。
后来，教育部采纳了侯仁之的建议。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并为新的北京大学，原清华大学的地学系调入北京大学成立地质地理学系，侯仁之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从此以后，他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为基础，开始了对新的历史地理学的探索。在地学系发展历史地理学，在我国的大学中北京大学是第一个。
侯仁之先生坚持把历史地理学放在地理系，是因为，他认为历史地理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把这一学问从历史系的框架中解脱出来，实际上就是为了使历史地理的研究吸收现代地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其奠定独立的学科地位。
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1962年，侯仁之先生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在理论上指出了传统的沿革地理与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区别，他认为沿革地理只讲沿革，不讲地理，往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他还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有人说：“把古代沿革地理改造更新为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的首创者，是侯仁之。”新中国成立了，侯仁之先生发自内心地喜悦。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改造旧北京城，侯仁之被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教授聘请为该会的委员，并请他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兼课，主讲中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建设，从此，侯仁之先生开始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首都的建设任务结合了起来。
他认为，不了解过去的情况，就没有办法为现在作决定。
梁思成先生首先要他负责首都新定文化区的地理论证，他为北京城市规划所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是发表在《地理学报》1951年6月号上的“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这篇论文复原了海淀地区的起源和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广泛论证了首都西北郊新定文化区的地理的基础上，指出一定要保护清代修建的皇家园林的水道系统和风景通道，这样才能保护这里的自然环境，并保留这里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后人了解北京的历史、热爱中国的文化提供一处活体资源。
这篇论文直到现在还被建设部门引用和参考。50年来，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的研究建立起了完整的城市历史地理的理论体系，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为城市规划服务的新方向。比如他对北京城起源和城址变迁的研究就抢救了莲花池和后门桥这两处历史文化景观。1958年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号召地理工作者向沙漠进军。
侯先生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这部论文集的自序中写道：“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从黄河河套的西北隅，开渠引水深入乌兰布和沙漠，进行灌溉。当开挖渠道时，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群。对于这样一件看来与整个水利工程并无直接关系的偶然发现，周恩来总理也没有轻易放过，而是亲笔作了批示说，一定要查明这些墓群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为什么要埋到沙漠里来。
正是周恩来总理的这个批示，才为我打开了深入沙漠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的大门”。从1960年到1964年，侯仁之先生主要利用暑假带领几位青年同志深入西北荒无人烟的宁夏河东山区、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以及内蒙古西部的乌兰布和沙漠等地。“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了一个古井口，突然又挖出了一堆古钱币，这种发现的心情真是太喜悦了！
”1964年夏，侯仁之一行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看到了公元5世纪初勃兴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夏”的统治者赫连勃勃建造的国都统万城。统万城的发现不始于侯仁之先生，但是，侯仁之先生却提出了一个前人从未提出过的问题：“统万城初建的时候，这里的自然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果也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滚滚流沙，赫连勃勃为什么要把他的都城建造在这样一个地方？
反之，如果建城之初这里并不是沙漠，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变成沙漠的？这些流沙又是从哪里来的？”他把现场考察的资料同文献相互印证，指出这里在统万城建立的时候“非但没有流沙的踪影，而且还是一片水草丰美、景物宜人的好地方”，这充分说明了地理环境发生了变迁。侯仁之先生从这个问题出发，对我国西北一些沙漠地区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指出，人类不合理的利用是导致沙漠化的主要原因。
这种认为人类不合理利用是导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的观点是我国当时最先进的学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