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人类还在进化吗？或者说现代人类还在演化吗？很多人会把物种演化等同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必须由选择压力驱动，必须有大量的淘汰和少数的幸存。实际上，从遗传学层面来定义，演化就是某些基因频率随时间的变化；只要连续几代人的基因库发生变化，即可认为演化发生了。基于这个更宽泛的定义，我们可以确信现代人依然在进化，或者准确点说，人依然在演化。
种群以两种主要方式演化：遗传漂变和自然选择。遗传漂变是指群体中特定基因频率在代际间的随机波动。这里的基因专指等位基因。举个例子，假设某基因座上有A和B两个等位基因，其中A的频率占优而B罕见，即种群里携带B的个体很少，若B个体们恰巧没留下子代，B等位基因将消亡。这便是一种典型的遗传漂变现象。
自然选择与遗传漂变截然不同：当某种变异为其携带者提供了繁殖优势时发生的，它的频率就会增加，而其他所有变体的频率下降，这个过程是定向，最终结局是注定的——优势变体取代所有竞争者。自然选择在较大种群里更具影响力，因为其效应不会被遗传漂变抵消。
自然选择和遗传漂变依然影响着我们，因此现代人类仍在演化。遗传漂变继续改变着我们的等位基因频率，就像它继续改变其他所有生物种群一样。当然，鉴于目前人口规模已超80亿，因此从整体上看，遗传漂变的影响几乎忽略不计；但如果细分出更小群体，这些小群可能仍有遗传漂变的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自然选择永不过时，只是如今它的驱动力与狩猎采集时代不再相同。就选择压力而言，过去推动狩猎采集社会进化的压力，即抵抗疾病和寄生虫，保护自己免受猛兽伤害，杀死敌对部落的人，为争夺女人而杀人（狩猎采集时代谋杀事件的主要动机之一），等等，都已经基本没有了。推动古人类优胜劣汰的机制不再发挥作用。但这不意味着自然选择的终结，只是改变了选择方向。
许多人认为文化和技术创新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主要驱动力。举个例子，有的人能更轻易获得医疗资源，有的人却连节育措施也做不好，不同人群的生存、生育能力可以相去甚远，特定年龄人口存活率和生育成功率可能差距很大。
新冠留给人类进化的印记。朗里奇认为，现代人类的演化很迅速，或许比过去更快。例如，自从有了文明，人类大脑的尺寸在过去一万年间缩小了，我们现在的大脑相比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更迷你。又例如，我们适应了新的食物来源。某些人群，尤其是欧洲血统人群，已经发展出成年后依然耐受乳糖的能力。
此外，随着气候变化，我们的肤色也在变化；黑死病、天花等传染病使人类拥有了更强大的抵抗力。根据霍奇森的说法，最近发生在人类身上的自然选择范例可能是过去两千年间马达加斯加居民进化出对间日疟（一种由间日疟原虫引发的疟疾）的强大抵抗力。疟疾是马达加斯加第四大死亡原因。
另一方面，科学家相信新冠大流行也给人类带来了演化压力。美国纽约理工学院的进化生物力学家迈克尔·格拉纳托斯基指出：“个体对Covid-19感染的反应存在自然变异。这种变异是演化的基础。新冠大流行是全球性的，能影响到全人类。”朗里奇表示，SARS-CoV-2无需杀死宿主，只要长期影响他们的繁殖能力，即可推动演化。
可能再过50年，人类才会知道新冠对演化的影响；而眼下，对病毒的天然抵抗力的确令一部分人拥有显著的生存优势，更易受感染的基因则让另一部分人格外脆弱、备受打击。我不认为新冠会从根本上重塑人类，但也不相信它不会给我们的遗传多样性留下持久印记，新冠的遗传印记将是几代人都能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