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教授、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指出中国应该更关注如何提高本科生的教学质量。他提到，他在康奈尔和上海交大为大一新生讲授同样的课程，发现上海交大的大一新生要比美国顶尖大学的更好。但4年后，他再次面对这些中国学生时，却发现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已经超过了他们。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教育并不成功。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在演讲中指出，中国人才数量比美国多，但美国在研究型博士学位项目方面比中国强，原因在于中国本科生教育并没有为研究型博士学位创造出足够多的高质量申请人。目前中国的高校过于注重国际声望，把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他认为，现在中国高质量的本科生数量远远无法达到社会需求，应该更关注如何提高本科生的教学质量。
现年82岁的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是享誉世界的计算机算法大师。他早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长期在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任教。2011年，他加盟上海交通大学，亲自开展课程设计，招聘人才，并给本科生授课。今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以其命名的计算机“约翰班”。作为深耕中国10年的美国人，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有着独特的见解。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认为，中国的高校不能提供学生想要的环境，筹集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的压力太大，很多年轻教员不得不为资深教师工作。这不是一个教育学生或者做基础研究的良好环境。在上海交大，他负责招聘计算机科学的教师，已经从美国招回了20名教员，并计划再招10人左右。他强调，教师的使命是培养下一代的人才，所以有大学教师不去教书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指出，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还有一个不同之处。美国有足够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此如果我们需要开展应用研究来实现某个具体的社会目标，公司和研究机构可以雇到人才，来进行应用研究。而大学是不参与应用研究的。大学应该专注于教育和基础研究。例如，斯坦福大学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了斯坦福研究所，把应用研究从学校转移到了这个独立的机构中。
他认为，中国的高校过于注重国际声望，把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他建议，应该用本科教育质量来评价高校，而不是研究经费的多少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他相信，中国的高校将会快速发展。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强调，大学应该专注于教育和基础研究，而不是应用研究。他认为，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可能需要10到20年才能作出改变。当中国培养了足够多的人才时，应用研究就应该搬出大学。
他提到，中国的高校仍然需要为应用研究提供帮助。许多资深教师都积极参与其中。问题是，应用研究可能干扰教育。如果一名导师在指导学生的同时也在开公司，那么当学生面临着做基础研究还是为公司工作的选择时，导师很可能会要求他们为公司工作。这是一种不应当被允许的利益冲突。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认为，大学专业招生应考虑社会需求。在上海交大，他担任John Hopcroft计算机科学中心的主任。这个中心没有学生，它负责为计算机科学系和其他相关项目聘用教师。他已经使教学质量大幅提高，很多毕业生已经去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希望在最后，可以提升整个上海交大计算机科学系的水平。
他认为，中国必须拓展精英班，最终提高对所有学生的教学水平。中国有这么多有才华的学生，如果能把精英班扩大到所有人，中国的大学将跻身世界顶尖高校之列。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指出，本科生做研究不是好的经历，应该允许学生先弄清自己喜欢什么。他认为，多元化对于大学非常重要。在吸引留学生方面，中国高校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问题，中国大学里的大多数课程都是用中文授课的，大多数学生也是用中文互相交流，这会给外国学生带来困难。
他认为，教师的使命是培养下一代的人才，所以有大学教师不去教书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在美国，我们不会允许这样做。正如他提到的，我们应该逐步把从事应用研究的教师移出高校。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强调，教育的另一个目的是帮助人们享受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认为，人们可以完全理性地计划自己的生活。当有机会选择一种或另一种生活方式时，他认为你应该选择那个你真正喜欢的。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就应该充分享受它。
他认为，根据创造力和求知欲来评价研究人员，将极大有利于基础研究。他认为，中国是用发表论文来评价研究者的。但如果你要做基础研究，就很难发表论文。实际上，他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教职的时候，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论文。中国文化似乎更喜欢客观的衡量标准，比如论文和资助。如果你们能建立一个值得信赖的委员会，摆脱掉这两个指标，根据创造力和求知欲来评价研究人员，从长远看，这将极大地有利于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