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是中国著名教育家，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物理系教授。作为理工科出身的他，对英文小说有深厚兴趣，阅读广泛。通过梅贻琦的日记记录和藏书《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我们可以一窥这位学者在动荡时代的追求。
宣统元年（1909年）秋，清廷的游美学务处，招考赴美留学的学子。最终四十七人上榜，第六名为梅贻琦。
当时主持留学事务的梁敦彦，惩于留日学生多习法政归国后以做官为尚，主张游美学生应着重理、工、农、商等实用科目，以裨学成报效。也许受此观念影响，梅贻琦选择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吴士脱工科大学（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现译伍斯特理工学院），就读电机工程系。1914年秋，梅贻琦毕业回国，第二年秋，到清华学校任教。
浦薛凤回忆他在清华时受教于梅贻琦的情形：“梅师曾授予数学一课，讲话特别缓慢，解释非常明白，练习认真，而态度和蔼，此一印象至深，迄今犹历历如昨日事。”
既然梅贻琦是理工出身，一般人遂不免以为这位清华大学的校长不怎么读文艺、社科方面的书。
梅贻琦之妻韩咏华写于1981年的文章《同甘共苦40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谓：“月涵（梅贻琦字——引者注，下同）担任校长后，他的生活几乎就只有做工作、办公事，连吃饭时也想着学校的问题。工作之余就是看看报纸，也未见他看过什么小说之类的东西。”我们只能说，这位太太怕是不怎么“了解”自己的丈夫——梅贻琦当然看过小说，而且看过不少。
在1941年至1946年六年间，梅贻琦在日记里记录读传记两种、社科书籍一种、小说四种（一种未记书名），凡提及书名者皆为英文书。似乎可认为，英文书在梅贻琦的阅读中占重要地位。至于梅太太后来称“未见他看过什么小说之类的东西”，可能是太太对丈夫疏于观察或懒于观察，或本来就不擅观察，不足为据。
2024年4月，我买到一册残破的英文旧书《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The Statesman's Year-book 1943），书名页钤朱文篆印“梅贻琦印”。《政治家年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政经年鉴，始创于1864年，到今天仍在持续出版。1943年度的，为该年鉴第八十次刊行。
《政治家年鉴》一般在当年年初面世，而所载信息更新相当及时，如《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有关中国部分，当时国民政府的部长名单，更新至1942年12月7日。全书厚达一千四百多页，能维持这样的更新速度，编纂能力是惊人的。这样一部工具书，当然是供人查阅，而非展读的。不过，梅贻琦既郑重钤印，自己留存，想来还是觉得它有用处。
1948年12月21日，梅贻琦乘接运教授的飞机离开被围的北平。
清华大学1938年级校友张起钧与梅贻琦同乘此机，他在1965年的回忆文章《临难不苟的梅贻琦先生》中称，12月14日即有离平的飞机，清华大学敦福堂教授向梅贻琦通报消息，“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地谢绝了这建议。
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贴后，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关于梅贻琦离北平一幕，赵赓飏《梅贻琦传稿》写的是，送行者“目睹先生只带手提打字机一架，别无长物，神情凄怆，默然登机”，而张起钧则提到梅贻琦还“拿着两本书”。张起钧为亲历者，他的话自然更可信从。那手上的两本书，不正好体现梅校长的读书人底色吗？
只是他还有更多的书，留在北平，带不走了，其中就包括《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