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执行中国科协项目“科技人员参与公共事务研究”，收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反馈。一位科学家朋友说，作为科研工作者，参加最多的公共事务其实还是科普，但相比于科普一词，“参与公共事务”让人尤其觉得有自豪感。为何科学一定要被科普？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科学在展示公共性方面有着超越其它种类知识的需求。不论是科学在古希腊时期的萌芽，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勃发，都离不开其向公众广泛的宣示。
科学发展历程中的先贤们，从一开始就努力向公众证明，这种寻求自然普遍规律的工作，是对公众们有利的，是符合道义正当性的，是具有公共性的。科普已经成为科学的必然组成部分，而通过科普要向公众展示的，就是科学对于促进公共利益有极高的价值、且不是为了私人获利这种公共性。一代代科学家一直把这一点奉为圭臬，社会也日渐接受了这种说法。科学专业主义的兴起对公共性的挑战。
然而，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专业性科学知识生产日益崛起。促进科学这种专业化发展的首要原因，当然与科学知识生产本身越来越精密，越来越不可能仅仅靠单纯的思考或直截了当的尝试来实现，当然也越来越难以直接展示给公众。但这并不是阻碍科学通过科普展示其公共性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科学自身越来越建制化，越来越不需要通过向公众展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科学家们越来越依赖于同行的评价而不是社会的认可。
如何在专业化日盛的时代弘扬科学的公共性。无疑，当专业化让同行评议成为科学家工作的金标尺的情况下，他们从事科普和其它公共事务的动机自然有所减弱，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同行评议作为主要专业标准的情况下，科普难以为个人赢得足够的回报，更是因为科普收获的社会好评可能会僭越了同行评价。
基于科普具有的对维系科学公共性形象的内在价值，经过多年摸索，西方科学传播界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包括禁止论文发表前进行宣传的Embargo制度，包括在对科研成果进行报道的科学新闻中引入同行评议等等。
在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学家）从事其它社会公共事务方面，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做法，比如科学大使制度，把青年科学家派往社会组织；比如国会科学研究员（congressional science fellow）制度，把青年科学家派给国会议员做助手，在帮助后者进行科学决策的同时维护科学界的利益。这些举措都在确保尊重科学共同体的同行评议和专业性的基础上，维系和延伸了科学的公共性。
然而，不论是弘扬科学的公共性还是凸显其专业性，都需要时间。就个体科学家来讲，即便从事包括科普在内的社会公共事务不会有违科学的专业性，但终究要消耗时间。这种矛盾，在当今很多科研机构把科研绩效与奖金挂钩的情况下就更加突出了。老实说，单纯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在科研绩效与奖金挂钩的情况下，很难得出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
无论科普和其它公共事务多么重要，在对科研产出进行数字管理的情况下，它们都不可能有超过科研本身的权值。然而，当我们回归科学所具有的公共性本质时就可以发问，用工分来计量科研产出真的合理吗？用工分计量出来的科研产出，是更多鼓励公共知识的生产呢，还是更多地激励科研工作者来生产主要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的知识？
而回归科学的公共知识属性，我们则可以看到，通过科普和其它公共事务促进科学造福社会，并在这过程中维系科学的公共性，这与科研同等重要。科普与创新同等重要的“两翼说”在维护科学公共性这一点上，也同样能找到注脚。这么说，并非意味着科普比科研本身更重要甚至可以取代科研的位置，而是说，当我们致力于维护科学的公共知识属性这一点时，我们就有更大的可能性和空间，来妥善处理科学与科普之间的张力。
因而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中国的科学能超越行政化的科研数字管理，真正回归到创造公共知识的本源中。我们期待着这样的举措不但能唤醒科学家心中的公共服务心，也能促进他们以多样化的方式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