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重要力量。实际上，现有的各种量化指标——从快速上升的科研经费支出、庞大而高质量的人才库，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学出版物和专利数据，均展现出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科技创新领域的大国，并正在努力成为一个创新强国。
如何解释中国的科技治国之道（Techno-statecraft）无疑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工作。
学术界提出了多种理论去解释国家的科技创新发展，例如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SI）、资本主义的多样化（Varieties of Capitalism）、创新不安全感（Creative Insecurity）等。
孙玉涛和曹聪两位学者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中国科学、技术和创新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China），从制度或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科技创新发展进行了深入解读。
科技创新领域中“看得见的手”问题是中国是如何走向创新的？
必须承认，对此解释的现有理论都来源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多为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意义上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行为。我们认为，现有文献中熊彼特所定义的市场或企业行为难以完全解释中国的科技创新，政治、制度和国家的作 用不容忽视。
例如，中国学术论文数量和引用的快速增长与获得国际学术奖项（菲尔兹奖、图灵奖等）之间并没有形成正相关，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也难以仅仅通过市场行为去解释。
在中国创新的背后同样离不开国家或者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那么政府在科技创新事业中如何发挥作用呢？本书提出，政府在政策制定（例如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等）、经费配置（例如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吸引人才（例如各类人才项目）和项目组织（例如科技重大专项）等4个方面的职能，这些职能背后是政府部门在发挥作用，如何解读政府部门的制度结构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中国已经从以科技和产业政策为中心的创新战略，转变为追求更加协调的创新型经济建设，更加重视包括金融、税收、财政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组合的作用。这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中国政府在刻意减少对科技和产业的直接干预，而通过金融、税收和财政等市场化的政策工具营造友好的市场环境。
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已经形成了创新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那么哪些因素驱动了创新政策网络的演化呢？我们通过定量研究发现，中国正式的创新政策网络通过政策议程（Policy Agenda）持续干预政策的制定，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科技治理中的顶层设计；同时政策网络演化还依赖于权力集中和异质依赖性等自组织机制。
科创的支柱：经费和人才中国研发经费支出的快速增长，已经引起了国际科学界和科学政策界的广泛关注。本书基于“资助者—执行者”的分析框架，试图打开中央研发支出的“黑匣子”，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中国在科技方面的预算编制过程和支出模式以及整体的资 金结构。
人才一直是科技创新工作的动力和根本。研发经费投入如果不能适配优秀人才，不会必然带来进步。本书提出了一个学者跨国迁移矩阵，以阐明实现高端学术“人才回流”的动态机制，即优秀海外学术人员留在海外比海归国内获利更多，而人才引进政策是改变这一决策的关键变量。
举国体制要考虑适用性确实，中国政府不仅在政策、经费和人才方面支持科技创新，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参与项目组织。当然，这也并非中国特色，美国的曼哈顿和阿波罗计划、欧洲的空客A300项目、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等都是政府部门直接参与组织的产物。
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科技创新研究的文献做出了贡献。在数据驱动和现有证据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引入了大量新的数据集——例如政策文本、中央部门预算等，并对其进行结构性分析，为探索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从结构和运行方面提供创新性、独特性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