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是全球疾病负担的⼀个主要原因。2020年，全球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病例就超过1930万，死亡⼈数超过1000万。到2040年，癌症病例预计将达到2840万。与富裕的国家相⽐，较贫困的国家将受到尤为严重的打击，它们有着更⾼的病死率。癌症研究对于帮助减轻这⼀全球性负担⾄关重要。然⽽，癌症研究经费的投⼊并不总是以最需要帮助的地⽅或最需要的⽅式分配的。
⽬前，还没有研究对癌症研究的经费⽀出情况进⾏过全⾯的全球性分析。直到最近，在⼀项发表于《柳叶⼑》上的研究中，⼀个研究团队为了更好地了解癌症研究经费的使⽤情况，收集并汇编了2016年1⽉1⽇⾄2020年12⽉31⽇期间，全球的公共和慈善癌症研究的投资数据，总计66,388项癌症研究的245亿美元拨款投资。
按国家划分，美国提供了癌症研究经费总额的57.3%，英国占9.8%，欧盟5.4%，中国4.4%……其中美国国⽴卫⽣研究院是最⼤的资助者。世界上⼤多数⼤的资助机构对他们的资助决定是公开透明的，愿意公布他们的资助数据。这让研究⼈员得以对其投资进⾏审查，并让那些制定资助重点项⽬的⼈能够更好地了解如何为健康研究分配有限的资源。
在全球主要的健康资助机构中，英国癌症研究中⼼是为数不多的⼏个不能提供个⼈资助⽔平资⾦数据的机构之⼀。他们提供的是年度报告和其他信息图中的⼀级摘要，对这项新的研究来说，这些信息不⾜以让研究⼈员对资⾦的分配细节进⾏详细的了解。
研究还分析⽐较了⽤于不同类型的癌症的研究经费⽔平，以及这些类型的癌症的健康负担。这些信息对于评估谁在为癌症研究提供资⾦，以及了解是否存在研究差异⾮常重要。
研究发现，获得最多经费的癌症类型是乳腺癌（27.3亿美元，占总额的11.2%）、⾎液病癌症（通常指⽩⾎病，23亿美元，占总额9.4%），以及脑癌（13亿美元，占总额的5.5%）。在分析了18种不同类型的癌症所获得的经费，并将这些经费与每种癌症每年造成的死亡⼈数进⾏了⽐较后，研究⼈员发现，肺癌研究的经费特别少。他们还审查了⼀项名为“伤残⽣命损失年”的指标，这项指标考虑了疾病对⽣活质量的影响。
他们发现，在这个⽅⾯，甲状腺癌得到的资助最少。与全球疾病负担相⽐，肺癌和甲状腺癌被认为是总体上获得资⾦资助最少的癌症。
就研究类型⽽⾔，临床前研究（通常是实验室研究）获得了180亿美元，占总额的73.5%。临床前研究是研究的最初阶段，⼈们寄希望于这⼀阶段的研究结果最终能转化为新的或更好的癌症治疗⽅法。
临床前研究之后是⼈体试验，也就是临床试验，这是个可能需要历经多年时间的阶段，获得了18亿美元的经费，约占7.4%。如果⼀种药物或其他治疗⽅法被临床证明有效，它还必须得到药品监管机构的批准才能投⼊实际应⽤。从临床前科学的探索到治疗⽅法的实际应⽤，这个过程可以⻓达17年。⼤多数新产品在临床前或临床试验阶段就失败了，相⽐于其他医学领域，这种失败的情况在肿瘤学（肿瘤的研究和诊断）中更加常⻅。
分析结果还表明，41.2%的经费（约96亿美元）⽤于癌症⽣物学研究，19.6%（46亿美元）⽤于药物治疗研究。免疫肿瘤学获得了12.1%的研究经费（约28亿美元），这是⼀个相对较新的癌症治疗领域，它试图开发出增强⼈体免疫系统来对抗癌症的治疗⽅法。这⼀⽐例反映了全球对于找到癌症治疗的新⽅法的渴望。然⽽，全球健康情况是不平等的，即使免疫肿瘤学和其他新药进⼊临床实践阶段，通常也都发⽣在较为富裕的国家。
贫困⼈⼝不太可能获得最新的治疗⽅法。
研究结果显示，2016-2019年的平均年⽀出为55亿美元，在2020年下降了45%，降⾄29亿美元。癌症研究的经费⽔平在某种程度上的下降可能是⼀种⾃然波动，但这次的下降可能是由于经费被转移到COVID研究上造成的。经费的减少也可能意味着，通过癌症研究渠道获得的新知识会有所减少。
在全球疾病负担可能增加之际，这将进⼀步对患者产⽣影响，并可能进⼀步加剧在获得癌症治疗和护理⽅⾯的不平等。主要集中在低收⼊国家的癌症资助只有0.5%，因此较贫困国家的⼈⼝很难从新的研究成果中受益。在应对COVID⽅⾯，也存在重⼤不平等，例如这表现在⼤流⾏⾼峰期的疫苗分配⽅⾯。其他健康领域的福祉将继续受到影响，据估计，癌症负担的加剧将导致期望寿命的降低。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公平地说，⼤部分临床前研究，也就是迄今为⽌投资组合中最⼤的组成部分，可能都⽆法⽤于临床护理，因此，⽬前的癌症研究中，只有⼀⼩部分将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让患者直接受益。当然，其中⼀些经费对于开发新疗法是⾄关重要的，但花在这⼀领域的巨额经费意味着，总体投资可能没有得到充分利⽤。
虽然这类研究⽀出中，也有部分推动了医学的创新领域（如免疫肿瘤学），但应该将新的重点放在预防和以患者为中⼼的研究（如癌症的⼼理和社会影响）上。⼤流⾏将对包括癌症在内的其他卫⽣健康领域产⽣⻓期的影响。新的分析显示了流向癌症研究的经费。这可以帮助全球癌症研究界更好地确定未来的优先事项。所有相关⼯作⼈员必须尽可能明智地分配有限的全球研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