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十年禁渔,不能“一禁了之”

作者: H Wang, J Chen

来源: TheInnovation创新

发布日期: 2024-09-16 07:00:34

本文讨论了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的实施情况及其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在禁渔期间及之后对鱼类种群进行合理管理的建议,以促进长江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湖泊生态系统的健康。

长江十年禁渔是党中央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在“一江一口两湖七河”,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但是,禁渔迅速扩大到几乎所有曾经与长江连通但现在被闸坝控制的阻隔型湖泊,而这些湖泊中由于饵料丰富本来鱼类资源量就很高,且每年还进行人工放流,禁渔后很快出现了鱼满为患的局面,负面效应迅速累积。本文针对该问题提出了一个科学的解决方案,不仅可化解这个问题,还可加速长江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长江(世界第三大河流)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之一。长江的起源可追溯到2000万年-3000万年前,是青藏高原隆升和季风气候强化的产物。长江是特有鲤科鱼类演化的摇篮,也是“活化石”动物的家园。长江栖息有424种鱼类(其中有183种是特有的)和2种水生哺乳动物——白鱀豚和江豚。在长江中下游,长江(曾)与无数浅水湖泊相通,那里鱼类的饵料十分丰富。

在浑浊的江水中初级生产力非常低,譬如,江水中的浮游生物量只有附属湖泊中的1/71!因此,很多鱼类演化出了江-湖洄游的习性——在湖中肥育,在江中繁殖。但是,当江湖之间建闸后,由于浑浊的江水自身仅能支撑小的鱼类种群,而又无法从附属肥沃的湖中获得补充,结果就导致了江中鱼类资源及其哺乳动物捕食者种群的崩溃。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如筑坝、开垦、过度捕捞和繁忙的航运等大大改变了长江的生物地理格局和过程,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严重威胁:在一个于2017-2021年期间进行的对长江流域的调查中,仅发现323种鱼(包括15种新纪录的外来鱼类);与1960年相比,长江的渔业资源量下降了85%。其结果,2017年,白鱀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江豚种群亦出现了加速下降。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曹文宣院士的倡导下,中国政府启动了十年禁渔(2021年1月开始实施)计划,范围是长江干流、七个支流以及唯一还与长江连通的两个大型湖泊——洞庭湖和鄱阳湖。

没多久,长江干支流及两个通江湖泊的情况出现了改善:根据农业农村部最近组织的一项调查,旗舰物种江豚的种群数量从2017年的1012头增加到了2022年的1249头;根据农业农村部和其它三部委联合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3年长江干流监测点位单位捕捞量比2022年上升了16.7%,2023年长江中游监利断面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59.8亿粒·尾)是禁渔前2020年的4.4倍;在鄱阳湖,禁渔后发现了93种鱼,四大家鱼(青、草、鲢、鳙)的资源量也增加了,江豚常常出现在鱼类多样性高的区域;赤水河(长江上游的支流)在实施禁渔后,消失了多年的11种特有鱼类重新出现了。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光靠禁渔也不一定能完全恢复长江受损的生物多样性,因为过度捕捞仅贡献了渔业资源下降的30%。

未预料到的是,十年禁渔迅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几乎所有的附属湖泊(被闸坝控制),而这些湖泊由于生产力高且每年进行增殖放流,鱼类资源量已经十分丰富。很快问题来了,在大多数湖泊呈现出鱼满为患的景象,常常出现鱼类资源量屡创新高的局面。

密集的鱼类种群,特别是草食性和底栖性鱼类,诱发生态系统出现剧变,例如沉水植被的消失,并常常伴随着从沉水植物占优势的清水状态到藻类占优势的浊水状态的灾变。另一方面,由于淡水鱼类的寿命有限,人们担心在接下来的年份可能会迎来鱼类大量死亡事件的发生,这样的话,不仅湖泊管理者要花费巨大代价打捞死鱼,这些死鱼还会对湖泊水质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迫切需要解决上述问题。由于长江的生产力和鱼类资源量低,如果能通过适时开启闸门(如果需要的话辅助使用拖网)将湖中的鱼放入长江的话,不仅能缓解闸控湖泊中的鱼类拥挤问题,而且可以增加长江的鱼类资源量,而这又有助于挽救像江豚这样的濒危物种,正可谓“一石二鸟”!闸门控制应尽可能促进洄游性鱼类在江-湖之间的交流,例如,利用好洪水的节律和(或)辅以人为操纵,让幼鱼进湖摄食与生长,再让成鱼在江中越冬与繁殖。

这里提出一种对江-湖复合生态系统中鱼类种群进行人为调控的可持续管理策略:在2025-2030年(十年禁渔剩余的时期)期间,每年将封闭湖泊中2/3的鱼放入长江,1/3留在湖中;十年禁渔期满之后(2031-2050),每年将封闭湖泊中1/3的鱼捕捞,1/3的鱼入长江,1/3留在湖中,长江中的鱼1/3捕捞,2/3留在江中。

这些旨在促进鱼类在长江和附属封闭湖泊中充分交流的措施不仅能弥补自然水文连通性的不足,也能缓解湖泊中鱼类拥挤的负面影响。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长江生物地理单元的近自然过程以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状况,特别是为了挽救濒危物种。如果幸运的话,或许鱼类增殖放流能够被逐渐停止。在1991-2019年期间,长江江豚和鱼产量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

因此,可以预期,根据这种级联效应,长江中鱼类种群的恢复将有利于濒危江豚的种群恢复。在十年禁渔之后,合理的渔业不仅能获得经济收益,也能通过移走大量的氮磷而改善水质。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长江渔业资源的显著恢复、可持续渔业和更为健康的湖泊生态系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通俗的说,十年禁渔被扩大化相当于“正打歪着”,而巧妙地利用这一点来加速长江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则成了“歪打正着”。

迫切需要尽快实施这些措施,因为在许多封闭湖泊中由于禁渔以及之前计划好的持续的增殖放流计划,负面影响正在迅速累积。当然,这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生态系统操纵,受到各种过程(如气候变化)和人类目的(如洪水控制、灌溉)的影响。

如何在这个江湖复合生态系统中平衡各种人类目的(如生物多样性保护、防洪、灌溉、生态修复、娱乐和商业捕捞等)依然是我们正在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当然,本文提出的在十年禁渔期间及之后如何管理鱼类种群的建议尚需进一步完善与优化。因此,在实施这些措施的过程中,还需要加强对河流和湖泊的生物、生态和环境的监测以便能及时调整和优化相关的操纵,反过来再进一步优化提出的策略(如果需要的话)。

总的来说,为了获得长江生物多样性的快速恢复、健康清澈的湖泊生态系统和可持续的渔业,在十年禁渔的剩余时期及之后,需要对长江和封闭湖泊中的鱼类资源进行合理的调配与管理。因此,十年禁渔政策需要在现代保护生物地理学原理的坚实科学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以便在我们目前暂时无法拆去闸坝的情况下,能尽可能的修复长江生物地理单元的格局和过程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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