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除了做研究还能干什么？「指引我攻读一个物理学位的，其实有一个更世俗的缘由，因为在那时的我看来，物理是大学最难的学位，我想要挑战一下，想看看自己是否能拿下它。
」作者 | Tushna Commissariat 来源 | Physics World 翻译 | 罗彬月 电影制片公司 110th Street Films 的联合创始人大卫·罗伯特（David Robert），现在是个作家兼电影制作人，还曾做过美国外交官。最近，他接受了《物理世界》（Physics World）的采访，分享了他从物理学研究转向其他职业的心路历程。
Q：最初是什么激发了你对物理的兴趣？A：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学物理的人，但是我曾机缘巧合地拿起了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来打发时间，这或许埋下了我学习物理的种子。那是我第一次从阿拉巴马州的家里去纽约的大学，路上要坐17个小时的车，我想那时候我并没有真正的读懂霍金的书，但那令人迷惑的时间的减慢和黑洞悖论让我久久不能释怀。在我抵达了学校之后，一位研究生前辈鼓励我去听费曼的讲座。
正是因为理查德·费曼，我突然开始好奇电子是怎么运作的，甚至好奇该怎么用数学来解释它。但回首过去，指引我攻读一个物理学位的，其实有一个更世俗的缘由，因为在那时的我看来，物理是大学最难的学位，我想要挑战一下，想看看自己是否能拿下它。
Q：你在物理学习和研究中的重点是什么？A：我的物理教育经历包括康奈尔大学的理学学士和工学硕士，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
作为一个马歇尔学者，我的博士研究关注的是量子液体理论。之后，我先后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美国国务院以继续我的学术生涯，而毕业后我还是在从事量子液体的研究。但很幸运的是，我那些聪明的同事们有着不同的研究兴趣，包括遗传学、地球物理学以及天体物理学。这些全都是非常理论性的工作，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应用效果。
现在想想，我能凭着研究这些很酷的难题而得到报酬，实在是很幸运的。
Q：你有想过一辈子做学术吗？你对政治和政策的兴趣是怎么产生的？A：我在本科时期就深深爱上了物理研究，全心全意地想要终身从事学术研究。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学者，先后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和工作过，从英国和法国，到南非和智利，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共事过。每当我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就愈发想知道这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这不再是原子层面上的，而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的。
Q：在福岛危机后，成为美国驻东京大使的科学顾问是怎样的一种体验？你是如何获得这一职位的？A：2010年到2011年间，我曾在美国国务院处理尼罗河流域富有争议的跨界水问题，当时我以为我将在一年后重返学术研究舞台。但是之后福岛核灾难发生了，我被要求在短时间内赴东京担任一年大使的科学顾问，以协助大使馆的重建。我那时意识到了这可能会是我学术生涯的结束，但我无法放弃这个机会。
那真是一段快速学习的时间，因为我对核反应知之甚少，对风险交流所知更少，更何况还是在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背景中。事实证明我的物理背景十分有价值，无论是在工作的技术方面，还是在与日本同事的业务关系方面。
Q：现在你的身份是110th Street Films的联合创始人。这是如何发生的，这家公司又是做什么的？
A：在我做外交官的时候，我开始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大西洋月刊》等刊物写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激发了我对于拍纪录片的兴趣。虽然最终并没有完成，但我开始慢慢将重心从写作和国际关系转移到我的初恋——电影。
在最初几年的纠结与辗转反侧后，我与比利·希巴尔（Billy Shebar）联合创办了电影制作公司110th Street Films，他是真的懂得如何拍出很棒的电影的人，我们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电影项目，讲述我笔下的一些角色的故事。至于我是如何一步步从思考波色-爱因斯坦凝聚走到创作讽刺川普的讽刺动画的，我毫无头绪。
Q：你的物理背景在工作中有什么帮助吗，如果有，具体是什么呢？A：无论何时当我担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我就会告诉自己：“这能有多难呢？又不是量子液体理论。”事实上，外交和电影制作中的人的因素，和最棘手的物理难题一样复杂。但我的物理背景让我有信心解决新的问题，这就是我从物理生涯得到的最大财富。
Q：有什么建议给如今的学生们吗？A：接受挑战，也不要害怕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