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在三岁时就愿意惩罚他人的不良行为，即使这会付出个人代价，纽约大学的心理学研究人员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这项工作增加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在很小的时候就区分对错，并愿意付出个人代价来鼓励他人的积极行为。
道德不仅仅是自己做善事——它还涉及鼓励他人的良好行为，该研究的主要作者Daniel Yudkin说。这些结果突显了道德行为中一个独特的人类方面。
科学家们，包括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Marjorie Rhodes和Jay Van Bavel，试图更好地理解一个独特的人类特征：我们愿意以个人代价惩罚那些没有直接伤害我们的“坏角色”。
这种行为，被称为“成本第三者惩罚”，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被认为构成了人们对正义概念的基础。具体来说，它与正义有关，因为它涉及人们确保他人行为公正，即使他们的行为不影响自己。
研究人员专注于幼儿，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种行为，因为观察我们早期对惩罚的思考可以帮助揭示驱动这种行为的心理过程。
Yudkin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项自然主义实验——旨在捕捉儿童日常生活的现实。在这个实验中，超过200名3至6岁的儿童被招募到曼哈顿儿童博物馆，并被一次一个地带到一个角落里有红色滑梯的教室。孩子们被给予了尝试滑梯的机会，所有人都表示喜欢这样做。接下来，他们被展示了一个小女孩（“Stacey”）撕毁别人画作的视频，然后被告知Stacey计划在当天晚些时候回到房间玩滑梯。
然后，孩子们被给予了一个标志——一面写着“开放”，另一面写着“关闭”。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把“开放”标志放在滑梯上，那么他们可以下滑梯，Stacey也可以。如果他们把“关闭”标志放在上面，那么他们可以阻止Stacey下滑，但他们自己也不能下滑。换句话说，惩罚Stacey也对他们自己造成了代价——他们也将被剥夺之前表示喜欢做的事情的机会（所有孩子都向研究人员确认了他们选择的意义）。
令人惊讶的是，所有年龄段的孩子中大约有一半——包括一些三岁的孩子——实施了成本惩罚。惩罚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5岁和6岁的孩子惩罚的频率大约是3岁和4岁孩子的三倍。
在后续实验中，研究人员想测试是什么使孩子们更有或更不可能惩罚。为此，他们随机分配参与者到不同的条件。在一个条件下，一些孩子了解到Stacey是儿童博物馆的成员，而其他人了解到她是波士顿博物馆的成员（从而操纵了Stacey的“群体成员”）。在另一个条件下，一些孩子戴着警长的徽章，而其他人没有（从而操纵了惩罚者的“权威”感）。然后，他们检查了根据参与者被分配到的条件，惩罚率是否有所不同。
结果显示，群体成员和权威确实影响了孩子们惩罚的可能性，但方式出乎意料。通常，社会科学实验表明，人们对待外群体成员比内群体成员更严厉。因此，参与者可能会预期在认为Stacey是波士顿博物馆成员而不是儿童博物馆成员时更多地惩罚她，因为前者将指定Stacey属于外群体。确实，在最小的孩子中，这种情况完全发生了：孩子们在前者条件下惩罚Stacey的可能性是后者的两倍多。
然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孩子们没有佩戴警长徽章时才会发生。当他们佩戴徽章时，他们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模式，当Stacey是儿童博物馆的成员时比她是波士顿博物馆的成员时更多地惩罚她。研究人员称这种效应为“内群体警务”，并得出以下结论：当人们感到责任感时，他们更致力于确保自己社区的成员行为良好。
更广泛地说，研究人员指出，我们经常遇到那些进行第三者惩罚的例子——从那些在抗议中冒着被逮捕的风险的人，到在地铁上保护被骚扰的陌生人的人。
这种倾向背后的原因尚不清楚。一种可能性是声誉：人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在他人眼中看起来好。另一种可能性是它天生：人们天生愿意维护道德规则。
通过显示甚至一些三岁的孩子也实施了成本惩罚，我们提供了证据，证明声誉并不是驱动这种行为的唯一因素，Yudkin指出，他还补充说，过去的研究表明，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做出影响自己或他人的决定时不考虑他们的声誉。
当然，我们不能确定这种行为是天生的还是生命最初几年学到的，他总结道。但它确实增加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人类天生倾向于自己做善事并鼓励他人的良好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