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约有400万人患有长新冠。我们不仅对长新冠的发病率了解很少，医生和整个社会也很容易忽视这种病。全球的长新冠研究大多集中在富裕地区，关于其他地域的长新冠发病率或严重性的数据很少。长新冠在中低收入国家的问题在于，这里的相关研究太少了，但如果你关注一下，就会发现长新冠是存在的。目前的证据显示，中低收入国家的长新冠发病率可能与富裕国家差不多，但具体数字应该差别很大。
一项综述发现，8%-41%的从未住院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有过长新冠症状。然而，不富裕国家缺乏长新冠研究让问题雪上加霜。发病率和风险因素的信息空白让患者倡导组织“难为无米之炊”：很少有医生承认长新冠的存在。缺乏数据还限制了对长新冠机制和相应疗法的研究。长新冠是新冠病毒感染引发一种复杂疾病，已被发现与200多种症状有关，从脑雾到影响工作的疲劳感，再到令人感到虚弱的疼痛和肌肉无力。
症状轻重因人而异，对很多人来说，症状时有时无，有的时候身体和以前一样好，但第二天症状会突然加重。根据某些定义，长新冠包含初次感染后出现或延续超过三个月的所有症状。这些都让长新冠的负担更难估量，即使富裕国家也有困难。研究间的横向对比就更难了，因为不同团队会参照不同的定义和症状，或是选择不同的调查对象。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困难就更多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因为历史上的殖民政策和剥削而难有起色。
这些国家的医疗系统参差不齐，但大部分的医疗资源都和富裕国家差了很多。这些国家的科研资源本就一应难求，还要面对缺少集中化卫生数据的问题。比如在巴西，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作者都属于非正式雇用，因此没有办法追踪这些人因为生病缺勤的天数。科学家一直想统计长新冠人数。由于担心新冠大流行会带来新的慢性病，伊朗伊斯法罕医科大学的心脏病学家Nizal Sarrafzadegan在2020年3月启动了一项长期研究。
她的团队发现，伊朗有60%的COVID-19住院患者在感染后一年仍有症状。在南非，Jassat和她的同事在一项关于COVID-19结局的研究中对3700人随访了6个月，发现39%的人在初次感染后的6个月还有至少一种症状。因COVID-19而住院的人更容易比没有因此住院的人受到长新冠的影响：比例为46.7%和18.5%。
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圣保罗大学的老年病学家Murilo Dias、Márlon Aliberti和同事发现，圣保罗有三分之一的COVID-19住院患者在出院后一年仍有至少一种症状。然而，这里还不包括新冠轻症感染后出现的长新冠。为了彻底搞清楚长新冠的机制，就需要研究不同遗传背景的人群，这样才能明确其中涉及了哪些细胞通路，以及不同人群的差别。
只有了解这些通路，研究人员才能为长新冠药物找到更多潜在靶点。全世界的一个共同趋势是，长新冠人数似乎随着过去两年新冠病毒变异株的更迭而逐渐减少。在南非，Jassat和她的同事发现Omicron变异株感染者的长新冠发病率比Beta或Delta变异株的更低。英国团队也发现，Omicron感染较Delta感染更不易导致长新冠。
帝国理工学院的儿科医生Daniel Munblit研究过莫斯科儿童的长新冠发病率，他认为，虽然全球走出Omicron感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研究人员认为免疫水平的提升——来自疫苗和感染——或许也让全球有长新冠风险的人越来越少。美国和欧洲已经有大规模项目在研究如何治疗长新冠了。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正在开展的Researching COVID to Enhance Recovery（RECOVER）是一个11.5亿美元的项目，一些研究直接将寻找长新冠疗法作为目标。英国的STIMULATE-ICP项目也召集了30个医院和大学，共同研发长新冠疗法。
不过，这些项目最后得到的疗法是否能应用到低收入地区仍是未知数，哥伦比亚拉萨巴纳大学的传染病专家Luis Felipe Reyes表示，新冠疫苗分发时的不平等现象将再次上演。眼下的长新冠疗法通常需要周密的复健计划，最好还有一支跨领域专家团队。这类深度监测和护理就算是在富裕国家也很奢侈，更不要说医疗条件有限的国家了。但即便资源有限，一些中低收入国家也有富裕国家没有的优势。
比如，巴西的公共医疗系统有一个深入基层社区的医疗工作者网络，他们更了解当地居民的情况。但这也需要医疗系统提高对长新冠的重视——其他病毒后疾病也常常伴随这个问题。其他病毒感染也会留下类似症状，包括一些热带疾病。这是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受影响的边缘群体，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的人类学家Jean Segata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