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观点栏目发表文章，回顾了美国过去50年在癌症研究、预防和治疗领域取得的进展。该文由美国临床肿瘤学会首席医疗官Richard Schilsky，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医学院国家癌症政策论坛主任Sharyl Nass，芝加哥大学综合癌症中心主任Michelle Le Beau以及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前所长Edward Benz Jr.共同撰写。
作者强调，“如果没有国家在根除癌症方面的坚定、持续投入，没有旨在清除癌症已知危险因素暴露的有效公共政策，没有适用于癌症早期、可治愈阶段的检测策略的实施”，过去半个世纪的进展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还警告“如果没有更开明的政策来应对健康状况的社会决定因素、缩小不平等并促进全民负担得起的医疗覆盖，则未来的发展将受到阻碍”，并在文末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对抗癌症”。
癌症目前仍然是高收入国家的第二大死因，但癌症相关死亡率一直在稳步下降。1970年，美国诊断出约62.5万新增癌症病例，并且有300万癌症幸存者，5年生存率为49%。2020年，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老龄化，预计将诊断出180万新增癌症病例，并且有1690万癌症幸存者，5年生存率约为70%。治疗领域的进展降低了某些癌症的死亡率，但死亡率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我们在癌症预防和早期检测领域的长期努力。
如果要在接下来50年间继续取得进展，我们需要更广泛地应用已经证实的预防和早期检测战略，加强旨在改进治疗方法的研究工作，并制定可确保医疗服务公平提供和获得的政策。
1971年制定的美国《国家癌症法案》推动了过去50年间取得的许多进展。该法案的主要条款包括制订国家癌症研究计划，在国立癌症研究所的支持下增加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的资金投入，以及建立综合性癌症中心。
这些变化在多个方面改变了癌症研究和治疗的组织方式。这些变化还催生了新的学科和多学科癌症治疗团队，并将全国关注点集中在癌症的重要危险因素上。我们建立了全国性的临床试验网络，并开展了一些关键性研究，从而为大多数儿童期癌症研发出了治愈方法、为许多癌症研发出了辅助化疗并且为一些癌症研发出了根治性联合疗法。最后，该法案推动了公共政策，加强了基础设施。
这些资源支持患者权益团体在获取信息的前提下做出行动，而这些团体的努力极大地影响了资源的分配顺序及与癌症相关的公共政策。
癌症相关死亡率降低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烟草制品使用减少。1964年美国卫生总监的报告指出了烟草和癌症之间的关联。过去50年见证了此份报告对控烟工作的影响，包括限制广告宣传、创造无烟环境、限制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实施烟草税，以及各州与烟草公司之间的法律和解。
据报道，死亡人数降幅最大的癌症就是与烟草相关的癌症。其他癌症的死亡率从1970年开始也有所降低，原因是公共卫生研究成果和实施方案得到了应用，使得肝炎病毒和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研发成功、防晒产品应用增多，并且宫颈癌、结肠癌、乳腺癌、口腔癌和皮肤癌的筛查得以广泛实施。一些筛查项目的风险和益处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目前仍有争议。
我们对癌症生物学的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革命性改变。
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分子遗传学技术在细胞遗传学方面的应用实现了以下几点：表明几乎所有的癌症都有复杂的染色体改变，分离了第一个细胞癌基因，并在遗传性癌症易感综合征与一类新的“癌症基因”，即肿瘤抑制基因之间建立了关联。人类基因组计划和癌症基因组图谱让我们创建了一个全面的癌症相关突变图谱。目前已知，破坏特定细胞功能的突变是导致所有癌症的原因。
计算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和组合化学的进展使我们发现了突变基因所编码蛋白质的生化弱点，从而推动了如今使用的小分子靶向药和单克隆抗体的设计。
分子肿瘤学使我们研发出了对驱动各种癌症的特定突变蛋白或活化分子途径具有靶向作用的药物，从而扩大了癌症治疗中的靶点范围。20世纪90年代的两项早期突破为上述“靶向疗法”提供了支持：曲妥珠单抗的研发成功和伊马替尼的研发成功。
这些药物比传统化疗的疗效更好且毒性更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癌症患者的治疗和预后。这些成功使我们燃起了通过“精准医学”模式治疗所有癌症的希望，即识别每例患者肿瘤中的突变驱动基因，并利用定制的抑制剂靶向其编码的蛋白。
靶向疗法对一些难以治疗的癌症产生了惊人的短期缓解效果，并因此改变了这些疾病患者的治疗模式。然而，由于耐药的出现和肿瘤对治疗的适应，达到疾病长期控制的情况很少。
同样受到上述技术进步推动的免疫生物学研究表明，癌症可通过抑制免疫刺激蛋白和上调免疫抑制蛋白来逃避免疫监视。我们已经确定了其中一些蛋白，并通过可逆转免疫抑制的单克隆抗体来靶向这些蛋白。过去10年间刚刚研发成功的这类新药延长了黑色素瘤和肺癌患者的生存期，并且对多种其他癌症具有抗癌活性。在对此类药物有应答的肿瘤患者中，约20%似乎有可能实现疾病长期控制。
精准医疗和免疫疗法目前只在少数患者中产生了益处，即有与驱动这些癌症的分子相匹配的有效药物。虽然如此，这些方法似乎仍然是研发出广泛有效抗癌疗法最有希望的途径。科学和政策方面的许多其他进展也影响了癌症预防和治疗，包括计算机断层扫描的问世、用于支持性治疗的有效药物的开发，以及针对致癌病毒的疫苗开发。综上所述，这些及其他一些进展是过去50年间抗击癌症取得显著进展的原因。
如果没有国家在根除癌症方面的坚定、持续投入，没有旨在清除癌症已知危险因素暴露的有效公共政策，没有适用于癌症早期、可治愈阶段的检测策略的实施，上述进展是不可能实现的。遗憾的是，这一进展带来的好处没有得到公平分享。癌症预防、筛查、高质量医疗可及性、发病率和生存率方面的不平等持续存在，特别是在医疗服务匮乏的少数族群和农村人口中。技术和药物费用的迅速上涨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如果没有更开明的政策来应对健康状况的社会决定因素、缩小不平等并促进全民负担得起的医疗覆盖，则未来的发展将受到阻碍。
向着消除癌症负担前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和毫无争议。将人类从癌症这一苦难中解救出来的努力仍未完成，这一点令人难过。但我们仍然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因为我们正迅速增进对以下几方面的了解：癌症复杂的分子异常、弱点，以及为自己建立便于生存的免疫微环境的方式。
上述复杂性令人生畏，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大数据集创建和分析，以及实施科学不断取得进步，应该可以推动早期检测和更精准治疗癌症策略的开发。然而，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些进步带来的好处，我们需要再次全国团结一致对抗癌症，而且既将其视为公共卫生问题，也将其视为目前社会缺陷造成的后果。更好、更广泛地应用我们现有知识将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痛苦和死亡，同时期待未来开发出根治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