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mar Paudel在法庭内外都是濒危物种的代言人，他在尼泊尔中部追踪穿山甲。作为一个在加德满都东北部偏远山区的新图巴尔恰克出生和长大的孩子，Kumar Paudel听过很多有关野生动植物走私的故事。2010年，Paudel在加德满都阿姆里特学院攻读环境科学的学士学位时，经常听到有关野生动植物被偷猎的消息。他和朋友组织了政治抗议和集会，这加强了议会对限制野生动植物偷猎的调查力度。
受这一成功的鼓舞，他与他人共同创立了Greenhood Nepal，这是一个总部位于加德满都的非营利性保护组织，致力于拯救该国濒临灭绝的动植物群体。Paudel向《自然》讲述了他对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研究，以及采访因野生动植物犯罪而被监禁的人如何激励他向尼泊尔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2012年，当他开始在加德满都环境科学与管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他已经通过参与公共论坛、为报纸撰写评论文章和组织外展活动来倡导大家保护野生动植物。在他的论文中，他将所有这些经历与他家乡的走私案件联系起来，探索非法贸易路线。但直接接触参与非法业务的贸易商是一项挑战。我选择探访监狱，与因野生动植物偷猎而服刑的人交谈。我有很多问题：这些人是谁？他们来自哪里？
后来我意识到，他们大多数来自偏远、边缘化社区的低收入家庭，缺乏基础教育。他们中的许多人低估了入狱会给家人带来的社会成本。2015年在南非参加野生动植物犯罪会议时，我遇到了英国兰卡斯特大学野生动植物贸易研究员Jacob Phelps。Phelps对我探访监狱这件事印象深刻，他建议我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全国。于是我对全国7所监狱进行了抽样调查，与116名在押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
探访监狱并聆听那里人们的生活故事帮助我与他们建立联系，并了解他们的挣扎。2016年8月，我看到一个电视采访预告，尼泊尔前总理在自己的府邸展示了一张大虎皮。这种不平等让我震惊——监狱里的穷人因参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而被定罪，但有权势的人在国家电视台上展示濒危动物的一部分却“无关紧要”。我通过社交媒体向执法机构发问。
我了解到，尼泊尔法律明确规定，未经注册许可而持有野生动植物身体部位与交易受保护动物一样违法。该法律要求所有拥有受保护野生动植物任何部位的人都必须向国家公园和野生动植物保护部进行登记。令人惊讶的是，当我在2016年调查时，从未有人登记过。我多次跟进森林环境部、尼泊尔警方和中央调查局。环境部的一名官员威胁我：如果我继续追究这个问题，他可能会逮捕我。我必需实话实说：作为一名年轻的研究人员，我很害怕。
但两年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后，我转向了法律诉讼。由于持续跟进近两年了，我掌握了很多证据。我找到一位来自加德满都的环境律师Padam Bahadur Shrestha，他帮我完善了请愿书，并将其提交给尼泊尔最高法院。我知道通过法律系统获取结果将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过程。我听说有些人等待了几十年才拿到判决。但我别无选择。我的案件引起了律师和公众的极大关注，因为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之一就持有多个野生动植物部位。
我的案件在五年内经历了14次延期。2023年五月，最高法院终于审理了我的案子。在我的请愿书中，我声称政府没有追踪拥有野生动植物身体部位的个人，而且政府执行法律的方式不公平。法院承认我的主张有效，并要求政府提供书面答复。法庭就一个关键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执法机构如何干预与人们的文化信仰有关的事务？尼泊尔拥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各个部分都具有文化、宗教和祖先的价值。
我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强调尽管这些部分具有象征意义，但野生动植物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将野生动植物纳入法律框架应有助于阻止非法走私，同时又不损害其历史和文化意义。政府承认未能保留野生动植物部分所有权的记录。法院指示政府对拥有这些部分的个人进行适当的统计，包括记录合法拥有者的证据。法院还下令没收非法持有的动植物部分。
尽管该问题因涉及有权势的人而被政治化，但该判决也为监管私人拥有野生动物部位开创了先例。该判决还为执法人员提供了支持，使他们能够在需要时追捕有权势的人物。法院命令对数千件非法野生动植物部位纳入执法范围，无论持有人是谁。我希望继续致力于保护科学和社会正义，无论是通过法庭斗争还是对受威胁物种的记录。尽管保护科学是我的主要关注点，但我认识到将理论讨论转化为法律和政策的重要性，这些决定了社会是如何运作的。
我希望我的案例能树立一个榜样，来展示研究人员的影响有时可以超越学术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