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增加了我们接触到新旧人畜共患病的风险。恢复和保护自然是预防未来大流行的关键。因此，一篇发表在《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新论文综合了当前对生物多样性如何影响人类健康的理解，并提出了未来研究以指导管理的建议。
主要作者Felicia Keesing是巴德学院的教授，也是卡里生态系统研究所的访问科学家。她解释说：“一个持久的误解是，生物多样性水平高的野生区域是疾病的温床。更多的动物多样性必然意味着更多的危险病原体。但这被证明是错误的。生物多样性并不是对我们构成威胁，它实际上是在保护我们免受最有可能让我们生病的物种的影响。”
人畜共患病，如COVID-19、SARS和埃博拉，是由在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之间共享的病原体引起的。但动物物种在将其病原体传递给我们使其生病的能力上有所不同。
Rick Ostfeld是卡里研究所的疾病生态学家，也是该论文的合著者。他解释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开发和退化的景观中茁壮成长的物种通常更善于携带病原体并将其传播给人类。在动物多样性更高的较少受干扰的景观中，这些高风险的宿主较少，生物多样性具有保护作用。”
老鼠、蝙蝠、灵长类动物、有蹄类哺乳动物如羊和鹿，以及食肉动物已被标记为最有可能将病原体传播给人类的哺乳动物类群。Keesing和Ostfeld指出：“下一个新兴病原体更有可能来自老鼠而不是犀牛。”
这是因为生命史快的动物往往更善于传播病原体。Keesing解释说：“那些生命短暂、性成熟早且后代众多的动物往往在适应性免疫反应上的投资较少。与具有更强适应性免疫的长寿动物相比，它们通常更善于传播疾病。”
当生物多样性从生态群落中丧失时，长寿、体型较大的物种往往首先消失，而体型较小、生命史快的物种往往繁衍。研究发现，人畜共患病毒的哺乳动物宿主不太可能是受保护关注的物种（即它们更常见），并且对于哺乳动物和鸟类来说，人类发展往往增加了人畜共患宿主物种的丰富度，使人类和有风险的动物更接近。
“当我们侵蚀生物多样性时，我们更倾向于那些更有可能是人畜共患宿主的物种，增加了我们溢出事件的风险，”Ostfeld指出。并补充说：“管理这种风险将需要更好地理解栖息地转换、气候变化和过度采伐等人畜共患宿主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恢复退化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来减少它们的丰富度。”
为了预测和防止溢出，Keesing和Ostfeld强调需要关注与疾病传播相关的宿主属性，而不是继续争论一个类群或另一个类群的主要重要性。Ostfeld解释说：“我们应该停止假设每个新兴病原体都有一个单一的动物来源。跳跃到人类身上的病原体往往在许多动物物种中被发现，而不仅仅是一个。毕竟，它们是跳跃者，通常很容易在物种之间移动。”
解开有效人畜共患宿主的特征——如它们的免疫策略、对干扰的恢复力和栖息地偏好——是保护公共卫生的关键。预测这些物种茁壮成长以及病原体传播和出现的地点可以指导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Keesing指出：“生物多样性的恢复是管理人畜共患病风险的一个重要前沿。那些确实溢出感染人类的人畜共患病原体——往往是因为人类的影响而繁衍。”最后总结道：“在我们从COVID-19中重建社区时，我们需要牢记，我们防止未来大流行的最佳策略之一是保护、保存和恢复生物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