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胡先骕对土超声波嗤之以鼻，公开声称：分类工作还搞什么革新？与大部分的资深科学家不同，钱学森对推广土超声波十分热心。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史所）据时为北京市金属结构厂工人的费皖回忆，该厂的领导也是以类似方式介绍和推广超声波的：为了这个超声波，厂党委很下了一番功夫，党委书记亲自向全厂工人报告他外出参观学习时所见到的奇迹。
这位书记讲，超声波具有神奇的功效，他在徐水亲眼见到一头长了“癞”的病牛，被“超声波”治好了。这头牛病得不轻，趴在地上不能动，当用“超声波”它时，它就能动弹了；再“超”，它站起来了；三“超”，能吃草了；最后一“超”，神了，牛竟跑起来，病全好了。超声波不仅能给牛治病，如果用它来“超”地里的麦子，麦子眼看着噌噌往上长；食堂用“超声波”煮饭，不仅熟得快，而且饭会变多；用来洗碗，能轻松除去污渍。
总之“超声波”神通广大。他号召全厂立即掀起一个制作和使用“超声波”的高潮。
即使是土超声波发生器，制造起来也是需要耗费材料的。拿喷头来说，最合适的制造材料是无缝钢管。一个喷头约10厘米长，5月中旬前，仅北京、上海两市，就制作了四百多万只喷头，如果都用无缝钢管来做，约需50万米无缝钢管。可当时哪有那么多的无缝钢管呢？于是，许多设备中的金属管子被卸了下来。
被锯成一段一段，并轧扁之后，它们当然也就不再能履行原有的功能。在没有自来水的地方，或者当人们较为认真、不肯过于偷工减料时，还需要制造发生高压气流、高压液流的设备。可当时哪有那么多的高压气泵、高压水泵呢？于是，蒸汽锅、土锅炉、鼓风机、硫酸瓶、灭火器、油桶等都被用来产生高压水、气。这往往也会影响它们发挥原有的用途。
与土超声波同期得到推广的还有“管道化”、“煤气化”等技术。
所谓管道化，就是用管道代替以前的反应桶进行化工生产。这项新技术是1960年1月由上海化工局下属的中国染料二厂创造的，据说可以极大地提高反应速度、改善劳动环境、降低设备大小、减轻对高温高压等条件的要求，并一般会提高产品质量。
所谓煤气化，就是推广运用一种土煤气发生炉，这种炉子于1959年11月底由山东青岛市阳本染织厂首先试验成功，据说它能将劣质煤、优质煤均变成由一氧化碳、氢气、氮气构成的“混合发生炉煤气”，从而大幅提高燃烧效率、大量节约煤炭（高达40%左右），并改善劳动条件、增进环境卫生。
“管道化”、“煤气化”和“超声波化”可以配合起来使用，且效能据说是单独使用某项技术所得效能的叠加。
譬如，单独使用超声波能提高某项化学反应速度70倍，单独使用管道化可以提高该项化学反应速度30倍，同时使用这两项技术就能使该项反应速度提高2100倍。既然效果如此神奇，这些新技术当然应当配合使用。而这往往意味着要改变原有的工艺流程，重新设计生产线。为了向上级表达自己贯彻指示、推广这些新技术的决心，一些党政领导决定，拆掉原有的设备，改造过去的锅炉，推倒高耸的烟囱。
其中，仅上海市化学工业局系统，截至1960年5月9日，“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拆除了马达241只、搅拌器206只，鼓风机130台”。
对超声波的运用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利用其传播特征进行检测，第二类是利用其能量进行处理。土超声波所宣称产生的那些功能，主要是来自第二类应用。而即使是当时的大功率超声波发生器，所传出的声能的功率通常也不过为几十瓦而已。它真能带来那么多的神奇效果吗？
一个小厂的无名技术人员的“发明”，没有经过科学、严格的检验，就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这是不是太性急了一点？万一土超声波并没有所宣称的那些神奇效果，这就意味着设备的巨大浪费、人力的巨大浪费。基于这样一些考虑，科技工作者对于超声波化运动是有意见的，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
可是，由于当时官方明确表示：“任何一项先进的新产品、新技术出现，首先要看到成功的一面，即优越于旧事物的一面，热情扶植……反对评头论足压抑新事物的态度”，他们基本不能选择将其说出来。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程光胜研究员谈起过他当年的一些考虑：我当时就犯嘀咕：“这就是超声波？超声波能这么容易发生？”可我不敢公开说，只是私下跟朋友讲讲。朋友告诫我：“你以为其他人就看不出来？大家都不说，你逞什么能？
”当时市场已比较紧张。我一个右派，又怎么敢公开非议中央的政策？只要单位那些热心于推广土超声波的领导稍微给我一点惩罚，我就够呛了。不仅不敢非议，我还不能对运动表现消极。下班后同事们大多不回宿舍，还在实验室、办公室做与土超声波相关的工作。我也不回宿舍，也装模作样地做，直至深夜大家都耗不下去了才一起离开。对于土超声波的功效，我也总是拣好听的往报告上写。
譬如，发面时发现被土超声波喷头吹过的面团要比对照（即未经喷头吹过的）高一些，我们就说超声波促进了酵母菌的生长，而不说是喷头吹进的那些气体导致面粉中空腔增多。
大概出于类似的考虑，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金属研究所所长李熏虽然“秉性耿介”，在“沈阳市有人设想改变铁西工厂区的严重环境污染，提出推倒全区烟囱，改为‘超声波’煤气化，大有跃跃欲试之势”时，也只能站出来说上一句“要是我的话，先推广煤气，后扒烟囱”，而不敢公开否定这两项土技术。作为当时中国最权威的超声学家，应崇福研究员对于土超声波并不热心，并因此而被视为“保守分子”，失去了电子所超声研究室主任的职位。
可当上级要求他在“全国超声波现场会议”上发言时，他也没敢站出来泼冷水。在运动所掀起的惊涛骇浪面前，又有几人有能力力挽狂澜？不推波助澜就算是守住了底线，而随波逐流则是人之常情。
中国科学院的超声波化运动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不但阻止不了土超声波化运动的滚滚洪流，自己也被裹挟到其中。
1960年5月18日下午，在听取技术科学部代表杨连贵关于参加“全国超声波现场会议”的汇报，获悉“科学院搞超声最早，进展最慢”的现状后，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决定，紧急动员并部署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以超声波化为纲的五化、三无、一创运动”。
“所谓‘五化’指实验操作、技术和装备的超声波化、管道化、连续化、机械化和自动化；‘三无’指实验室无事故、无灰尘、无臭味；‘一创’指每个研究所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中，至少要有一项出色的创造性成果。”党组书记张劲夫还立下军令状，宣布从现在起，来一个“三天突击、十天改观”，搞不好的单位要批评处理。
5月18日当晚，中国科学院京区各所就“连夜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党员大会、党团员干部会或党委扩大会，进行战斗动员和部署。”化学所、自动化所、北京天文台、自动化所等单位还组织了突击队。其中，仅物理所就组织了93个突击队，共有845个队员。中国科学院毕竟是科学水平较高的地方，在推广土超声波时，也有个别胆子大、脾气硬的人表达疑虑。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谈庆明就说过这样的话，只是这种话被认为是“怪话”，根本就得不到肯定的回应：1960年全国搞了个“超声波化运动”：人们将管子的出口轧扁，让气流通过扁的管口吹出来，声称那样就产生了超声波，而超声波很神奇，在生产、生活上有极其广泛的用途。对于这样的“新事物”，钱学森当时也是大肆宣扬。
他在力学所的小礼堂主持召开动员大会，说全国已有多少成功的例子，咱们力学所也要全所动员，赶紧跟上。我是死脑筋，不信那些传闻，就举手提问。钱先生停下来问：“谈庆明，你有什么问题？”我说：“钱先生，你刚才举的例子很好，请问，这些例子中超声波的频率是多大？”他就不理我啦，他环顾四周，然后说：“你们看看，今天是什么时候啦，谈庆明同志还提这样的问题。这重要吗？重要的是去干。什么频率得到的结果好就用什么频率嘛。
”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胡先骕对土超声波嗤之以鼻，公开声称：分类工作还搞什么革新？可此时的他早已不再被视为“中国植物学界的老祖宗”。作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就被搞臭了人和多年以来的“老运动员”、“落后典型”，他根本就不会有什么追随者和影响力。绝大部分科技人员都和普通工人、农民一样，顺应运动的潮流，“做党的驯服工具”，干领导要求干的事，说领导想听的话。
与工业、农业领域类似，科学领域的超声波化运动也发动群众大提“合理化建议”。不同机构之间打擂台，这个说要提800条，那个就说要提1000条，另一个又说要提1200条。“解放思想”后，人们提出了许多“奇思妙想”。
譬如，化学所有人提出，实现超声波加管道化以后，许多化学反应都可以不要催化剂了；电子所有人提出，用空气压缩机加上超声发生器作为车床上的动力，可取消马达和转动部分；情报所有人提出，冬天用超声波制热，夏天用超声波制冷，可取消暖气片和电风扇。
一些“合理化建议”被立即组织实施。
土超声波被用到吹玻璃、焊接、蒸馒头、有机酸提取、黄土标本碎样、光谱分析、造纸、电镀、喷漆、洗衣、烧水、洗瓶、烧合金等各种化学、物理、生理过程中。据各所上报给中国科学院技术革新简讯编辑组的材料，这些处理具有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反应速度等效应。与工业、农业界不同的是，中国科学院的超声波化运动特别强调创新，要求每个独立的研究机构至少要有一项出色的创造性成果。
为了避免遭到批评处理，各机构都先后有“创新性”成果上报。譬如，为解决土超声波所需的高压液流、气流问题，地质所创造了一种“电解内热气体发生器”，据说其利用热能产生蒸汽的效率要比锅炉、电炉高；而动力研究室则堵塞汽车发动机的一个汽缸，将其改装成空气压缩机。
在前述土超声波对物理、化学、生理过程所做的处理中，也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譬如，生物物理所发现，经“水超声波”处理后，棉花、滤纸、纤维能变成单糖；北京植物生理研究室发现，超声波能加强叶绿体的光合作用；石油所发现，超声波能将原油的凝固点从28度降至0-5度；土壤及水土保持所发现，经超声波处理硫酸15分钟，“每升硫酸溶液中出现了16.6毫克的可溶性氮，反复试验两次，都获得相同的结果”；动力研究室利用超声波的乳化功能，将掺水40%的燃油喷入喷气发动机燃烧室，发现燃烧效果很好，出口温度还有所增加；古脊椎动物所的一个司机发现，在汽车上加一双头超声波发生器，能提高行车效率66.6%，省油50%……
科学院还举一反三，试着用其他类似超声波的东西，如红外线、紫外线、微波、电火花处理化学、物理、生理过程，观察其所导致的现象，希望得到新的发现，而一些机构也上报了一些“新发现”，譬如微生物所的饲养员发现，用电火花照射2.5分钟后，有头猪食欲大振，两天内增长了11斤；生物物理所发现，可以用紫外线、红外线治疗小白鼠的各种疾病，治愈率在60%以上。
中国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还试图提出一些新理论以解释这些新发现。这项工作是由力学所所长钱学森来主持的。与大部分的资深科学家不同，钱学森对推广土超声波十分热心。6月2日，在中国科学院京区技术革新积极分子大会上，钱学森说：资产阶级老爷们反对作事先心中无数的试验工作，认为这是胡来，不科学，因此没有研究的权利。
而科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理由反对这种试验工作，以往科学上重大的发现，常常是偶然的，不是发现者事先知道的，而其中的道理是在事后研究才明白的……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老板们怕赔本，资产阶级科学家怕丢面子，都不肯干，因而科学上的大发现几十年才能一遇。
但是在我们国家里，党号召我们全民大闹技术革命、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全国千万人一齐动手搞试验，每天有上亿次的试验，只要其中有一项是重大的发现，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就需几十年才能做到，这真是千差万别……只要试验就一定会出现新鲜事物。载波射流肯定就是一个伟大的发现。现代科学没有预见它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总结出这个新的全套理论，使它进一步为生产实践服务。
所谓“载波射流”，就是土超声波。
钱学森等人认为，土超声波之所以能有那么多超过一般人能想象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声波和射流的联合作用，所以给它取了个学名叫载波射流。6月13日，钱学森在力学所主持召开载波射流研究协作会。决定由力学所、电子所、数学所、化学所、物理所、原子能所等六个单位分工协作研究土超声波的作用机制。
他们倾向于认为，土超声波之所以能超越洋超声波，产生更多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它有两个特点：一，土超声波发生器同时可产生不同频率的超声波，而各种不同频率的超声波（甚至有的是声波）会发生相互干涉、综合作用；二，土超声波发生器既发出超声波，又喷射出气流或液流，两者的作用力合到一起后，能起到单独的超声波或射流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众多的惊人“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由地质研究所发现的“超声波产生放射性”现象。他们把碘化钾、碘化银放在土超声波头子的簧片上吹15-30分钟，结果发现样品出现了放射性。这个新现象不但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还被提到“路线”的高度——有人提出要走出中国式的发展原子能的道路。原子能所受命和地质所一道研究“超声波产生放射性”现象的机理。有“理论家”解释说，这可能是“多声子吸收”的结果。
但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知道，超声波的能级太低，根本就不可能影响原子的内层电子或原子核，产生出放射性来。他坚决抵制这一“中国式的道路”，竭力不让其干扰原子能研究所的主要工作。
后来，在他的支持下，原子能所郑林生研究员做了一个精细的实验，最终否定了这一所谓的“新生事物”。
尽管最大的“卫星”有争议，其他的新现象未必站得住，中国科学院党组仍于1960年6月2日，也即运动开展半个月、“轰开局面”之后，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有关超声波的三个材料》。其中的第三个材料《科学院在超声波应用方面的一些新苗头》声称：科学院各自然科学研究所开展了一个大搞超声波的运动，截至目前为止，北京地区各所除完成固定的研究任务外，在科学研究和实验技术方面共完成了2628项研究成果和技术革新。
超声波已经在各门学科、各个研究所内广泛应用起来。据初步估计，在超声波的应用方面，已取得52项意义比较重大的创新性项目。又经历了大约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各研究所向经常性的工作回归，超声波运动暂告一段落。
1960年11月22日，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对这个运动总结说：“大小成果共有2628项（重复计算，包括食堂、洗衣等），其中：321项带有独创性，重要的有98项，98项中现可达到推广的19项。
”在机械化、自动化、管道化、连续化等方面，中国科学院也进行了一些改造，希望借以把人们“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譬如，截至1960年3月10日为止，化学所即“提出合理化建议2177条，其中技术革新296项，完成自动化项目17项，新创造2项”。
再如，原子能所虽然全都是现代化设备，仍在几天内提出了1500条革新建议，在一个月时间内，对“原设备的60%以上，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改进”；新来所不久的大批转业军人，虽只有小学至多初中水平，仍人人动手写文章，在三天之内即完成了20篇。但是，科学研究需要科技人员到实验室亲自动手做往往是非常精细的实验，如果相关过程大量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管道化，那也就意味着科学研究被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