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听众可能还记得，我在2020年1月16开始播讲一个叫《医学有故事》的专辑。当时，正是新冠疫情刚刚起来的时候，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如此关注过流行病。也是机缘巧合，刚好就在那个时点，我收到了《读库》寄给我的《医学大神》这套书，作者是朱石生老师。仿佛是天意，我正想趁着热点，做一些与传染病有关的节目的，这套书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一读就爱不释手，朱石生老师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学工作者，也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并且，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在朱老师的笔下，科学思维的火花时不时地从他讲述的医学故事中迸射出来，与我的节目气质非常契合。于是，我当即就跟《读库》联系，得到了这套书的音频转述授权。这就有了后来被很多人喜爱的《医学有故事》这个系列。
一晃三年多过去了，新冠疫情也基本结束了。
就在这时，我又收到了《读库》寄来的《医学大神》的续篇《人类与病》，作者当然还是朱石生老师。还是那种熟悉的味道。在朱老师的笔下，不仅有精彩的医学故事，还有给人启发的科学思维。我一读，又放不下来了。每次出差的时候，就会揣一本放在口袋中，在高铁上，在飞机上，利用碎片化时间津津有味地读。读了几本后，继续播讲《医学有故事》系列节目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
于是，又像三年前一样，我再次给《读库》的编辑发微信，希望得到这套书的音频转述授权。《读库》给了我热情洋溢的回复，他们也很高兴我能喜欢这套书。就这样，我得以继续给大家播讲《医学有故事》系列。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从1918年开始讲起。1918年1月，正值隆冬季节，凛冽的寒风吹得人头发冷。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偏僻地方，有一个叫哈斯克尔县的小地方，总人口不过1000来人。
在这个小县城中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医生，名字叫洛林·迈纳。迈纳的脾气也确实像矿工，脾气暴躁，遇到脑子迟钝的人张口就骂，也不去教堂做礼拜，还常常喝醉。但是，远近的乡亲们就喜欢找他看病，说县里的其他医生，就算是清醒的时候也比不上喝醉的迈纳。
一天夜里，迈纳医生接到口信，一位老太太发烧急需治疗。尽管寒风刺骨，但迈纳没有多想，抓起药箱，爬上马车，径直往老太太的村子赶去。
村民们告诉迈纳，老太太得的是“趴到热”，这当然是一种俗称，意思就是病人发烧爬不起来，还不时地打寒战，咳嗽。老百姓没有太多医学知识，不过当时的专业医生，已经能区分出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流感病人如果病情重，可能会脸色苍白，那是因为发烧期间皮肤血管收缩。这样的情况并不凶险，面色青紫却是另一个回事，那是紫绀。紫绀是因为病人严重缺氧，而缺氧意味着病人的肺脏功能崩溃。
流感病人不应该有这么严重的缺氧，可是，除了发烧和明显的呼吸道堵塞，迈纳看不出老太太有什么其他健康问题，看起来只能诊断为流感。而如果真的是流感，这次流感的严重程度则异乎寻常。他从来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紫绀，或许病人还合并肺炎。那是1918年，抗生素还没出现。就算怀疑是细菌感染导致肺炎，迈纳也没什么真正管用的，而流感病毒就更无药可用。他给病人用了阿司匹林退烧，再用吗啡止咳。
用了吗啡之后，病人似乎安静了一些。接下来他小心采集了一点病人咳出来的血液，放进样本瓶。回到家，他把带回来的血液样本放在显微镜下查看，没看到什么特别的病菌。当然，他也不可能看到流感病毒。光学显微镜看不到病毒这么小的微生物。他打算搜寻一下最新的医学期刊，看看有没有什么类似病例。还没等搜出结果，新的口信就传来，老太太去世了。老太太患肺炎，死亡率本来就非常高，迈纳没觉得太意外。
他打算把病历详细记录一下，或许今后有研究价值。
接下来，附近出现越来越多这样的病人，白天晚上都有人来敲门，他一直在全县四处奔波，根本没时间再写病历。这些病人的起病症状都是发烧、浑身疼痛，看起来像流感，但好几个病人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症状，尤其是出现紫绀，然后死亡。流感几乎每年冬春都会流行一阵，通常很少导致死亡，更让迈纳觉得怪异的是，死亡的人里超过一半是青壮年。这太反常了。
美国当时已经有传染病疫情监控系统，对于可能造成大面积流行的传染病，医生一旦发现就必须通报卫生管理部门。美国公共卫生局会根据这些通报，每周发布一次《公共卫生报告》。当时需要通报的疾病包括天花、鼠疫、霍乱、疟疾、黄热病、腮腺炎、水痘和麻疹等。
迈纳采集病人的血液和其他组织液，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做研究，试图弄明白这到底是流感还是什么新出现的怪病。
他找不到特别的病菌，似乎只能说是流感，而流感不在卫生局指定的传染病通报名单里。可是他觉得哈斯克尔县的疫情太怪异，即便看起来像是流感，也有必要通报。于是他给卫生局写了个通报，问局里是不是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疫情。卫生局没有答复。他就到图书馆去查阅期刊文献，想看看自己有没有漏掉什么重要的线索。他给周边其他医生打电话，讨论这些病例。
他尝试能想到的各种治疗办法，把当时所有新出现的药物都用了个遍，包括白喉和破伤风抗毒血清、阿托品、洋地黄。全都没用。
两个月后，到了1918年3月，仿佛有人碰了下开关，疫情忽然神秘地消失了。连续很多天没再出现这样的危重流感病例，卫生局的官员确定迈纳的报告属于过虑，不再关注这件事。但迈纳却依然担心，他知道这种重症流感很凶险，在哈斯克尔县已经造成几十人死亡，这么凶险的传染病，真的能这么自己消失？
而且，既然卫生局不主持全面调查，自己一个人能观察的范围有限，谁知道在美国、在国外，还有多少类似的病例没能引起注意。如果这些病人旅行到他乡，会不会让这种可怕的流感进一步传播开来呢？不幸的是，迈纳的担心很快变成现实。
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尔逊一直想置身事外，看起来似乎很软弱。但那只是表象，1917年4月，威尔逊对德国宣战，于是世人知道，此人强硬起来不亚于铁血首相俾斯麦。
美国迅速发布言论控制法令和新的征兵法令，从全国召集近三百万新兵，快速集结到中部的一批训练营，接受紧急军训。这些训练营都是临时修建，有时一天就能建造十个营房。以这样的速度修建起来的房屋，只能勉强遮风避雨，保暖不能指望，卫生条件就更是免谈。芬斯顿军营就是这样的营地之一，营地集结了五万六千名新兵，远超设计容量。营房满员，连临时添加的帐篷都挤满了人。士兵们日夜接受紧急训练，疲惫不堪。
1918年2月下旬，就在迈纳医生正在哈斯克尔县为四处出现的流感病人奔忙时，哈斯克尔县有个撒布莱特村，村里有一位叫埃利奥特的人。他兄弟刚刚被征兵，在东边四百公里外的芬斯顿军营受训。两地之间通火车，于是埃利奥特在一个周末去看望兄弟。出发之前他注意到自己的孩子有些发烧，但是他并没怎么在意，等他从军营回来，孩子的“感冒”演变成了肺炎。医生说那是流感继发的肺炎。
埃利奥特本没有留下发病的记录，但他孩子患流感，口腔或是鼻子的飞沫随时会落到他身上，这就让他成为了一个流动的传染源。他有没有把流感病毒带到军营？除非当时有人给他做病毒检测，否则后世永远不可能知道确切答案。但从医学原理来说，这种可能性非常高。在冬季，病毒落到周围环境，包括人体表面或是衣物，能在两天里保持感染能力。这期间任何人接触到这些病毒，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患者。
埃利奥特并不是唯一在军营和居民区之间走动的人。大约同一个星期，芬斯顿军营的新兵尼尔森回到哈斯克尔探亲。2月28日，哈斯克尔县寇普兰的年轻人博托姆离开家乡，到芬斯顿当兵。这些是当地报纸有具体报道的动向，实际上，两地之间几乎每天都有人员来往。3月4日，芬斯顿军营的厨师出现流感症状，向长官告了病假。哈斯克尔县的流感，让迈纳医生疲于奔命，但他若是到芬斯顿军营看看，就会发现情况更加恐怖。
军营严重超员，营房里人挤人，因为缺乏供暖，士兵们不操练的时候都围坐在火炉旁。如果这里面有一个流感病人，不需要咳嗽，不需要打喷嚏，单单是侃侃而谈，喷出的飞沫就足以把病毒传送给身边所有的人。1918年爆发流感的芬斯顿军营。
厨师发病一个星期之后，芬斯顿军营有数百人患上流感。到3月底，患流感住院的士兵已经有一千多名，不住院的没留下统计数字。住院病人有237人并发肺炎转成重症，重症患者有近20%死亡。
出现流感暴发的并不仅仅是芬斯顿军营。1918年3月18日，佐治亚州的弗里斯特和格林利夫军营流感暴发，患病率大约10%。到春季末，全美国三分之二的军营都经历了流感暴发，一些军营患病率达到90%。军营和地方总免不了有人员来往。当初从哈斯克尔走进军营的流感病毒，很快又从军营向各个市镇播散。
战时的美国全力生产军需品，临时招聘的大批工人住在简陋的临时宿舍里，许多地方宿舍不够用，只能让夜班和白班工人轮流使用床铺。因为资源匮乏，很多工人共用餐具。所有这些给传染病搭起了一条条便道。到4月，美国有三十多个毗邻军营的城市暴发流感，包括波士顿和纽约。这场流感的症状明显比平时严重，不过，跟后来发生的事相比，这还不足以引起官方的重视。
国家在打仗，一切都要服从战争需要，流感，即使是症状比平时严重的流感，毕竟“只不过是流感”。有些卫生官员，比如因治理黄热病而蜚声海外的戈尔加斯，呼吁军方采取隔离措施，尽快控制疫情。但军方没有理睬：“欧洲在等待美国的救援，德国人又炸沉了一艘美国民船，我们的士兵岂能坐视，军队必须尽快开赴欧洲战场，就算患上了流感也必须去。
”此时苏维埃接管的俄国退出战争，德国集结一百万兵力，以四倍于英法的兵力全力向西线发起进攻。美军必须尽快赶到，这让开往欧洲的船就像后方的兵营一样严重超载，士兵必须轮班共用铺位，于是流感继续在船上蔓延。
1918年4月初，大约八十万美军在法国布雷斯特登陆。泊岸时的统计是172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因流感卧病。4月10日，流感扩散到法国军营；中旬，英军也出现病例，月底，巴黎市内流感爆发。
到5月，仅英国第一集团军就有36473人因流感住院，三分之一的士兵不能作战。不过，此时的流感病毒仍然不算太凶猛，大多数士兵发烧三四天就能康复，所以军方并没有特别注意。为防止影响士气，也为避免给德军提供军力波动的线索，交战国严格控制流感疫情消息，任何媒体都不得报道。
5月，西班牙也开始出现流感爆发。
西班牙在这次战争中保持中立，不存在新闻管制，于是媒体踊跃报道，“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染上重症流感”更成为大新闻，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从此1918年流感就挂上了“西班牙流感”这个“通俗名称”。到此时为止，这个流感病毒明显比平时的“季节性流感”严重，但也只是相对严重。真正让它成为历史大灾难的，是8月份出现的一次变异。当时报纸普遍把1918年流感称为“西班牙流感”。
从各种迹象推断，变异应该是发生在法国，但因为法国的新闻管制，很难找到详细的病例报道。更多的资料来自美国，美国军舰除了从美国往欧洲运送新兵，回程时也会把伤病员给带回来——顺便也把法国出现的变异毒株带回了美国。美国也有新闻管制，但毕竟本土没有卷入战争，医生们的记录也就相对完整，留下了更多细节。如果说春季的时候，美国军方还有理由为战争需要而忽视这次流感，现在他们没法再说这种话了。
变异病毒“返销”美国的最初地点不太确定，8月中旬，美国东岸的港口城市开始有零星报道，但8月27日，一批美军在波士顿联盟码头登陆，应是最明显的转折点。疫情从波士顿起步，放射状向其他城市蔓延，9月到达费城。此时费城官方正在筹办大游行，为战争募捐。卫生专家建议取消游行，市政官员拒绝考虑。9月28日，大游行如期举行，游行队伍绵延三公里，街道两旁有数万民众围观。
三天之后，费城开始大批出现流感病例，城里31家医院挤满了病人，症状非常凶险，呼吸衰竭，咳嗽喷血，面部甚至全身紫绀，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亡。医生紧缺，护士紧缺，棺材紧缺，殡仪馆忙不过来，许多病人的尸体就在家里腐烂。四个月之内，费城死于流感的人数超过一万两千人。军舰带回来的士兵有不少返回军营，于是不可避免地把病毒带了进去。几乎所有兵营都被牵连，情况非常惨烈。
德文斯军营在波士顿西边四十多公里，那里的设计容量是三万六千人，实际上拥塞着四万五千名士兵。1918年9月14日出现第一批三十六个流感病人，到9月底，登记在案的病人有六千多名，每天有几十甚至上百人死亡，尸体来不及处理，就沿着几条走廊堆放在两边，上下三层，就像一堆堆柴禾。伊利诺伊州的格兰特军营有五千余人染上流感，五百多人死亡，指挥官哈加多恩觉得自己无法控制疫情，愧对良心，在办公室用手枪自杀。
1918年9月的美国《公共卫生报告》明确提及“西班牙流感”在美国流行。南卡罗莱纳的杰克逊兵营有四万三千名新兵。1918年9月，住院的流感病例达到9598人。病人不断死去，有些人在营地之间的路上就突然倒地。年轻军医帕克回忆说，他曾经一天就抬走了三十具尸体。这些死去的士兵里，有一个名叫沃恩。沃恩9月19日入院，症状是发烧，浑身疼痛。病情发展很快，26日早上六点半，沃恩死亡。
下午两时，中尉军医赫格佛斯解剖沃恩的尸体，发现肺脏情况很特别。沃恩的左肺有细菌感染，造成多处渗血，穿插着一些脓点。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这并不让人奇怪，根据当时的描述，医学界很多人认为病人最初是被流感病毒侵袭，随后因为病毒大量繁殖，削弱了肺脏正常的抵抗力，让平时不足为害的细菌疯狂繁殖，造成严重肺炎。因为这个道理，赫格佛斯在沃恩左肺看到细菌感染并不意外。
让他惊奇的是沃恩的右肺：那里只有清亮的渗出液浸润，完全没有出血点或是脓液，显然没受到任何细菌感染。现在推想起来，似乎病毒首先侵犯沃恩的左肺，中间插入一段休止符，过了几天才来到右肺，于是沃恩去世之时，右肺还没来得及出现细菌感染，能看到的只有纯粹的病毒损害。赫格佛斯从沃恩的左肺和右肺分别取出一团组织，用福尔马林浸泡，如此处理可以阻止有机体的腐败。
然后，他用石蜡把肺组织包裹起来，这样后人如果需要做切片就比较方便。包裹好的标本有拇指大小。标本做好之后，他通过军方邮递系统寄到了华盛顿的一个病理档案库。正是沃恩的病理标本得以让今天的医学家能够回溯当年的很多细节。
1918年流感病毒的手绘图。1918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灾难年。只要是海船能去到的地方，病毒就会快速抵达。流感进入非洲的大门是塞拉利昂的弗里敦，那里是各国远航海轮的加煤站。
8月15日，英国军舰“曼图亚号”载着二百名海军士兵到这里停泊加煤。两个星期之后，加煤站的黑人劳工爆发流感，随后病毒如同烈火遇到干柴，在非洲迅速蔓延。11月，病毒触角伸入非洲东海岸的埃塞俄比亚。具体死亡人数缺乏准确记载，后人根据各方资料综合分析，估计非洲各国有250万人死于这次流感，占当时非洲人口的2%。印度跟欧洲大国之间海船来往频繁，毫无意外地成为最早受冲击的亚洲国家。
病毒从孟买登陆，一个多月就蔓延到整个印度次大陆。12月间，因为死亡人数太多，许多人家找不到柴火烧化尸体，只能把完整的尸体推进恒河（印度殡葬习俗），以至于河道被尸体堵塞。在一年多的疫情期间，印度死亡人数大约两千万。
印度长期是荷兰和英国殖民地，医疗记录相对完善，其他的亚洲国家大多没有完善的医疗记录。
后人根据一些殖民地区保留的医疗文件推算，亚洲国家死亡率普遍比欧洲国家更高，最高的一些地区，人口死亡率是欧洲发达国家的五十倍。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当时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北洋政府实际管辖范围有限，卫生方面的作为更有限，对于1918年大流感，官方文件没能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记载。后来的学者根据通商口岸及若干租界的外国官员记载找到一些线索，以此推测当时中国的疫情。
根据这些推测，中国也被1918年大流感侵袭，具体传入的渠道可能是两条，一条是沿着俄国铁路线传到哈尔滨，然后向内地延伸，另一条是从南亚传到香港，再向北传到广州、上海和内地城市。有一份文献提到重庆一半人口感染，但死亡率则数据稀缺。根据能找到的一些线索，似乎这次流感在中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并不高，明显低于欧洲和非洲国家，也低于周边其他亚洲国家，推测的人口死亡率不到1%，而印度和肯尼亚是5.5%。
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官方管理能力和居民卫生知识，这个数字低得出奇。后来的学者提出过各种解释，但可靠的原始数据实在太少，其中原因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了。不过，按照我们今天的医学证据，在流感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1918年流感，尤其是夏季的第二波，病死率比一般的季节性流感高出很多。1927年，美国医学会赞助了一项调研，从留存资料回顾推测，结论是有两千一百万人死于1918年流感。
后来随着流行病学知识的发展、新资料的发现，加上对病毒研究的深入，这个数字不断被更新。但毕竟是回顾性研究，各家得出的数据差异很大，美国疾控中心认为当时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感染，死亡人数最少也有五千万，有些分析家认为实际上可能有一亿人死亡，而当时全世界人口大约为十八亿。
更反常的是，在通常的季节性流感期间，病死的绝大多数都是本来就有基础疾病的老弱病残，而1918年流感杀死的人中，超过一半是青壮年，是那些为家庭经济提供支柱的人。这必定给整个社会造成次生伤害，只是这些伤害不容易被人注意，更难以精确统计。疫情最疯狂的时候，恰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候。
那是一场世界大战，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全球人口流动和密集驻扎，这让病毒的感染范围大大增加，也极可能为病毒提供了充裕的变异机会，于是滋生出1918年夏秋的恶性毒株。另外，战争对资源的抽吸削弱了地方的治理力度，新闻管制蒙蔽了许多人的视听，这些都助长了1918年流感的邪恶，留下的死亡数字骇人听闻，明显超出病毒本身毒力之所能及。
所有这些都是后人的分析和统计，在当时，医学界来不及做统计，临床和卫生专家们更急于了解的是：这场凶猛的流感由什么导致？怎么才能遏止它那燎原烈火一般的蔓延？下期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