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克劳迪娅·戈尔丁，以表彰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市场结果的理解”。与那些更专注于货币与金融的经济学家不同，本次获奖的戈尔丁专注的领域是经济历史学与劳动经济学。在一篇自传体文章《作为侦探的经济学家》中，戈尔丁提到，自己儿时曾希望成为考古学家，之后，微生物学家成了她的理想，而直到进了康奈尔大学，她发现了显微镜之外的其他的世界。
之后，戈尔丁在康奈尔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学士，至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1990年，拿到了博士学位后的第18个年头，戈尔丁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的聘书，她是哈佛经济系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戈尔丁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美国战前城市和南方奴隶制，在研究女工、童工和移民时，她意识到女性工人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被经济史忽视了，她开始研究女性劳动力如何演变，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女性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女性劳动力供应具有弹性”。
她研究20世纪70年代黑人和白人女性的劳动参与情况，研究美国工资不平等的历史，研究女性结婚后被迫退出劳动市场的时代，研究避孕药的出现在女性劳动参与中的作用，研究现代社会中职场性别不平等的起源……这些研究都被写进了戈尔丁的新书《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世纪之旅》中。在哈佛的校报《哈佛深红》2007年的报道中，评价道：对于戈尔丁来说，撰写有关女性的文章不是一项政治决定，而是一项学术决定。
上个月初，《知识分子》对戈尔丁进行了电话采访，对话中，我们谈到了生育和母职与女性职场发展的冲突，以及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女性角色的演变与当今中国女性可以吸取的经验与教训。
戈尔丁表示：“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可能会少生几个孩子，但花更多的时间，她们就会培育出所谓的高质量孩子。我们制定政策时要均衡，让这个政策即有利于母亲，又有利于孩子。”她还提到：“如果贪婪的工作不那么贪婪，而灵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平衡，就业市场上也会有更好的性别平等。”
在谈到女性的独立性时，戈尔丁强调：“一个女性应该独立，应该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应该确保在婚姻方面的选择权——结婚或者不结婚，与什么样的人结婚——这样有利于她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权利。她当然应该有合适数量的孩子，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从任何女性历史中吸取的教训。”
在采访中，戈尔丁还谈到了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她认为，劳动市场最重要的变化是女性从家庭走向市场。她提到，虽然有些男性可能会对她的研究持反对意见，但世界上最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都研究过女性，因为女性在经济中是重要的。她指出，性别平等研究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在于，女性自身、她们的孩子以及整个经济都会从中受益。
戈尔丁认为，技术变革极大地改变了工作环境，促进了女性的发展。她提到，避孕方面的进步也非常重要，高效、可靠的避孕措施意味着女性不会在错误的时间生孩子，或者生比她们想要的数量更多的孩子。她还提到，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以各种方式促进了女性的平等，改变了国家的法律和对法律的解释。
在谈到女性劳动参与率时，戈尔丁指出，劳动参与率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但也需要考虑参与劳动的方式。她强调，劳动参与率并不能完全反映性别平等的情况，尤其是在一些国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虽然高，但工作时间通常很短，往往不是一份全职的工作。因此，关注女性的收入是否与男性相同是主要指标，即性别工资差距。
关于同工同酬问题，戈尔丁表示，如果市场运作得当，任何雇佣两个不同群体的公司都不应该为同等的个体提供不同的报酬。她认为，保障同工同酬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现实中仍然存在差距。
戈尔丁还提到，贪婪的工作对性别平等的影响。她指出，工作越贪婪，家庭责任的选择就越被甩开，导致性别不平等。她认为，降低工作的贪婪性，提供灵活的工作机会，可以实现夫妻公平和性别平等。
最后，戈尔丁总结道，女性应该独立，接受更多的教育，并确保在婚姻方面的选择权，这样才能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权利。她的著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由中信出版社于202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