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J. 罗伯特·奥本海默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虽然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对于发明原子弹充满罪恶感，并担忧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核武器军备竞赛。在曼哈顿计划之后，他投身于宣扬控制核武器和核不扩散的运动中去。这篇摘自《奥本海默传》的文章，充分展现了奥本海默对于原子弹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因领导原子弹的成功爆炸而获得极高的声望，另一方面又为打开了核武器的“潘多拉之盒”而内心饱受折磨。
《奥本海默传》是关于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最为完整的一部传记，也是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电影《奥本海默》的灵感来源。凯·伯德、马丁·J. 舍温撰文。
如果原子弹被一个好战的世界用于扩充军备，或者被一个备战的国家用来武装自己，那么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的名字将会受到世人的诅咒。——罗伯特·奥本海默，1945年10月16日
罗伯特·奥本海默现在成了名人，他的名字为千百万美国人所熟知。
全国各地的杂志封面和报纸上都能看到他棱角分明的形象。他的成就已成为所有科学成就的代名词。《密尔沃基新闻报》的社论写道：“向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致敬！”《圣路易斯邮报》附和道，再也不能让美国的“科学探索者们……在探险时缺东少西，捉襟见肘”。《科学月刊》认为，我们必须赞美他们的“辉煌成就”，“当代的普罗米修斯再次闯入奥林匹斯山，为人类带回了宙斯的雷霆”。
《生活》杂志说，现在物理学家似乎都身穿“超人的战袍”。
奥本海默很快就对这种奉承习以为常，就好像在过去的两年半中，他一直在台地上为这个新角色做准备。他现在成了一位科学家兼政治家，还是一位偶像人物。就连他拿腔作势的举止、抽烟斗的习惯和一直戴在头上的矮帽，也很快为世人所熟知。
不久，奥本海默就把自己的忧思公之于众。
“我们造出了一种东西——一种恐怖至极的武器，”他对美国哲学学会的听众说，“它一下子就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以之前的所有标准来看，它都是邪恶的。随之而来的……我们需要再次面对科学是否有益于人类的问题……”这位原子弹之父解释说，从本质上说，原子弹是一种用于恐吓和侵略的武器，而且它造价低廉。这样一来也许有一天会摧毁整个文明。
奥本海默说：“即使以我们今天所掌握的信息来看，原子武器也未必花费不菲……拥有原子武器不一定会拖垮经济。广岛成了使用原子武器的样板。”他说，广岛原子弹被用来“对付一个基本上已经被打败的敌人……它是侵略者的武器，突袭和恐吓就像核裂变一样都是它的本性。”
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对他的演讲能力感到震惊，他的演讲经常是即兴的，却能如此雄辩和镇定自若。
有一天，奥本海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一群学生发表演讲时，哈罗德·彻尼斯也在场。成千上万的人涌进男子体育馆聆听这位著名科学家的演讲，然而彻尼斯很担心，因为“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善于在公众面前演讲的人”。在斯普劳尔校长介绍之后，奥本海默起身发表了45分钟的即兴演讲。他牢牢地抓住了听众，这让彻尼斯惊呆了：“从他开始讲话的那一刻一直到最后，整个会场没有一点儿窃窃私语。这就是他施展的魔法。”
事实上，彻尼斯认为他的朋友在公众面前可能过于能言善辩，这也会给他招来麻烦。彻尼斯说：“能在公共场合那样侃侃而谈，这种能力本身也是一种毒药，它会给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带来危险。”这样的才能也许会让人误以为他凭巧舌如簧就能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
整个秋天，奥本海默都在洛斯阿拉莫斯和华盛顿之间来回穿梭，他想利用自己突如其来的名声影响高层政府官员。他基本上是在代表洛斯阿拉莫斯的所有平民科学家发声。
1945年8月30日，大约500名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挤进了那里的礼堂，他们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新组织——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ALAS）。几天内，汉斯·贝特、爱德华·泰勒、弗兰克·奥本海默和罗伯特·克里斯蒂等人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声明中分别提到了军备竞赛的危险、未来战争中原子弹将防不胜防，以及国际管制的必要性。奥本海默受托将这份被称为“声明文件”的报告转交给美国战争部。
所有人都满心以为这份声明很快就会向媒体公布。
9月9日，奥本海默将这份文件发给了史汀生的助手乔治·哈里森。在附函中，他提到《声明文件》已经散发给了300多位科学家，只有3人拒绝签名。奥本海默写道，虽然他并未参与《声明文件》的起草，但其中肯定也反映出了他的观点，他希望战争部能批准公布这份文件。哈里森很快打电话给奥本海默说，史汀生想要更多副本以便在政府内部传阅。
但哈里森补充说，美国战争部不希望公布这份文件——至少目前还不希望。ALAS的科学家们对这种拖延感到不满，他们敦促奥本海默要有所行动。奥本海默承认自己也感到不安，但他认为政府这么做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并呼吁他的朋友们要有耐心。
9月18日，他飞往华盛顿，两天后他打来电话说：“情况看起来一切顺利。”当时政府部门正在传看《声明文件》，他认为杜鲁门政府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到了月底，当局已将其列为机密文件。ALAS的科学家们还震惊地获悉，他们所信任的使者已经改变立场，现在奥本海默也支持封锁声明的决定。在一些同事看来，奥本海默在华盛顿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顺从。
奥本海默坚持认为，他改变主意是有充分理由的：杜鲁门政府即将提出关于原子能的立法，他向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解释说，这份“颇有影响的备忘录”中体现出的公开讨论精神是非常可取的，但是出于礼貌，他们应该等到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发表他本人对原子能的意见。
奥本海默的呼吁在洛斯阿拉莫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ALAS的领导者威利·希金博特姆认为：“封锁这份文件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背后的原因，我们无从知晓，也无法评价。”但是，在ALAS中“有一名代表知道内情，也认识相关人士，那就是奥比”。大家一致通过了一项动议，“让威利告诉奥比，我们坚决支持他”。
事实上，奥本海默正在尽其所能地表达科学界同仁对未来的严重关切。
9月下旬，他告诉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大多数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都很反感继续从事武器研究工作——“不仅是超级炸弹，是任何炸弹”。他说，在广岛核爆炸和二战结束后，人们觉得这样的工作“违背了他们的内心和灵魂”。奥本海默曾带着鄙夷的口吻对一位记者说，他是科学家，不是“军火制造商”。当然，并不是每个科学家都这么想。爱德华·泰勒还在向那些愿意听他推销的人介绍“超级炸弹”。
当泰勒让奥本海默出面呼吁研制“超级炸弹”时，奥本海默打断了他说：“这非我所能，也非我所愿。”泰勒对他的回应无法释怀，怀恨在心。
1945年10月3日，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发表了他的意见，起初许多科学家都为此感到宽慰。起草意见书的是艾奇逊的手下赫伯特·马克斯，他是一位年轻的律师，意见书建议呼吁国会建立原子能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对整个原子能产业进行监管。
连华盛顿的内部人士都不知道，马克斯在撰写时获得了奥本海默的帮助。所以很自然地，这份意见书也反映了奥本海默的个人意见，他认为弄清楚原子能的危害和益处是十分紧迫的问题。杜鲁门宣称，开发原子能“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颇具革命性，以至于无法在过去的思维框架中进行思考”。而且，形势刻不容缓。
杜鲁门警告说：“人类文明的希望有赖于能否达成放弃使用和发展原子弹的国际协定……”奥本海默认为这等于总统已经向他承诺将谋求废除核武器。
但是，就算奥本海默成功地影响了总统的意见，他也无法阻止第二天提出的一项法案，该法案的提出者是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埃德温·C.约翰逊和肯塔基州众议员安德鲁·J.梅。“梅-约翰逊法案”所体现的政策与总统讲话的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多数科学家将这一法案视为军方的胜利。首先，该法案提出对任何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处以重刑和高额罚款。奥本海默居然宣布支持“梅-约翰逊法案”，这让他的同事们大惑不解。
10月7日，他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呼吁ALAS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支持该法案。他再一次获得了成功，这说明他仍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他的理由很简单，现在需要争分夺秒，任何能加速对国内原子能监督立法的法案都将为下一步行动铺平道路：达成一项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奥本海默很快就成了华盛顿的圈内人，他乐于与当局合作，一心一意地支持他们，但是真正指引他的是其内心的希望，而支撑他的是其政治上的天真。
但是当科学家们读到法案的细则时，他们变得警惕起来。“梅-约翰逊法案”提议将涉及原子能的所有权力集中在总统任命的九人委员会手中。军方官员将获准在委员会中任职。哪怕只有轻微的违反安全条例的行为，科学家们也会被判处长达10年的徒刑。但是，这让人想起了1943年，奥本海默最初也曾对征召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入伍表示支持，当时他的同事们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和隐患都感到不安，而奥本海默没有察觉到任何不妥之处。
根据他在战时的经验，他觉得自己可以与格罗夫斯和战争部合作。但是，其他人可没这么有信心。这项法案激怒了西拉德，他发誓要全力阻止。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赫伯特·L.安德森在写给洛斯阿拉莫斯同事的信中承认，他对奥本海默、劳伦斯和费米的信心已经动摇，他说：“我相信，这些值得尊敬的人都上当了——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法案。”
事实上，在劳伦斯和费米阅读“梅-约翰逊法案”细则之前，奥本海默就说服了他们支持该法案，但是两人很快都撤回了他们的支持意见。1945年10月17日在参议院作证时，奥本海默承认，在他实际阅读法案之前“很久”，他准备的声明就已经写好了：“‘梅-约翰逊法案’，我不太了解……那个法案让你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他只知道，像亨利·史汀生、詹姆斯·科南特和范内瓦·布什这样正直的人协助起草了该项法案，“如果他们都支持这项法案的宗旨”，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重点是找到九名值得信任的正人君子，他们能“英明地”行使拟定中的委员会的权力。当被问及允许军官进入委员会是否明智时，奥本海默回答说：“我认为这件事和一个人穿什么制服没有关系，而是关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不出比马歇尔将军更让我有信心的长官了。”
西拉德也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幕，他认为奥本海默的证词“堪称杰作……他说话的方式让在场的国会议员以为他支持这项法案，又让在场的物理学家都认为他反对这项法案。”纽约左翼的报纸《PM报》报道说，奥本海默对该法案发起了“拐弯抹角的攻击”。这时弗兰克·奥本海默和他的哥哥发生了争执。作为ALAS的一名积极分子，弗兰克认为是时候把情况公之于众了，应该向全社会宣传国际管制的必要性。
弗兰克回忆说：“他说现在没时间干这个。他在华盛顿的圈子里待过，他看到形势瞬息万变，觉得要想改变什么必须从内部入手。”也许奥本海默是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赌博，他赌自己可以利用他的声望和人脉说服杜鲁门政府向国际管制迈出一大步，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他真的不在乎是由文官还是军方管理原子能。或者，他也许会认为，如果继续因为这项政策施压的话，他将被当局视为局外人，甚至是“闹事者”，而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在原子时代的第一幕，他想坐在舞台中央。
这一切让罗伯特·威尔逊忍无可忍，他重写了一份被扣留的《声明文件》，寄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立即在头版刊登了这份声明。“寄出这份声明是严重违反安全条例的行为，”威尔逊后来写道，“对我来讲，这是一份独立宣言，从此不再依赖洛斯阿拉莫斯的那些领袖人物，这并不是说我不再钦佩和珍视他们。
但我们之前得到的教训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一旦成为当权者，经常会身不由己，未见得可以指望。”在洛斯阿拉莫斯之外反对“梅-约翰逊法案”的科学家越来越多，这也让ALAS的成员们开始重新考量此事。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告诉他在ALAS执行委员会的同事们：“应该更审慎地研判奥比的建议。”不到一个月，ALAS就与奥本海默决裂了，他们开始动员起来反对这项立法。
威利·希金博特姆被派往华盛顿，奉命发起一场反对该法案的运动。西拉德和其他科学家也出面作证反对这项立法，这种非同寻常的游说活动很快占据了国内各家报纸杂志的头版头条。这是一次起义，而且获得了成功。
令华盛顿的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科学家们的积极游说居然挫败了“梅-约翰逊法案”。
为了替代这项法案，康涅狄格州的新任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提出了一项新法案，他提议将核能政策的决策权交给非军方的原子能委员会（AEC）。但是，当1946年8月1日杜鲁门总统签署《原子能法》时，该法案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许多参与“原子科学家”游说活动的人甚至开始怀疑他们的胜利是否得不偿失。比如，该法案规定核物理领域的科学家必须遵守严格的安全制度，比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安保规定还要严苛得多。
因此，尽管包括他弟弟在内的许多同行都对奥本海默最初支持“梅-约翰逊法案”感到不解，但是没过多久大家就不再怨恨他。他对整件事的矛盾态度其实情有可原。即便他没有挑战五角大楼的计划，但他依然认定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对制造原子弹进行有效的国际管制。
在这场国会辩论期间，奥本海默正式辞去了洛斯阿拉莫斯的领导职务。
1945年10月16日，台地上专门为此举办了一个颁奖典礼，人们几乎悉数到场，成千上万人聚在一起向他们41岁的领导道别。就在奥本海默起身致辞之前，多萝西·麦基宾简短地和他打了个招呼。他没有事先准备发言，麦基宾说：“当时他眼神呆滞，就像他陷入沉思时的样子。后来，我才意识到，在那几分钟里，奥本海默一直在准备他的获奖感言。
”几分钟后，在新墨西哥州的烈日下，坐在讲台上的奥本海默起身接受格罗夫斯将军送来的嘉许状。他用低沉、平静的声音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他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参与实验室工作的每个人在回忆自己的成就时都能感到骄傲。但是他又严肃地警告说：“今天，还不能太骄傲，有些事情让人深感担忧。如果原子弹被一个好战的世界用于扩充军备，或者被一个备战的国家用来武装自己，那么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的名字将会受到世人的诅咒。
”他接着说：“世界各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否则就会走向灭亡。这场让世界饱受蹂躏的战争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原子弹已经向世人讲明了这些道理。在别的时代、别的战争中使用其他武器的时候，也有人这样说过，但是这些话并未引起注意。有些人被错误的历史观误导，至今仍不愿承认这是事实。我们不该作如是观。在这个共同的危险面前，我们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世界在法律监督和人道关怀上更加团结一心。”
他的话让“山上”的许多人感到安心，尽管他曾出人意料地支持“梅-约翰逊法案”，但他仍然是他们中的一员。“那天他就是我们，”一位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写道，“他在对我们讲话，也在替我们讲话。”那天早上和他一起坐在讲台上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斯普劳尔被奥本海默直白的讲话震惊了，在致辞间隙，他们私下的谈话更让他感到不安。斯普劳尔此行的目的是让奥本海默回心转意，回到伯克利。
他知道奥本海默心中有不满情绪。
9月29日，奥本海默给他写信说，他对自己的未来犹豫不决。其他几所大学也向他提供了终身教职，薪水是他在伯克利的两三倍。而且，尽管他在伯克利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但他还是觉察到“校方对我信心不足，这肯定是因为我过去的不当行为”。奥本海默所说的“不当行为”指的是他代表教师工会参加的政治活动，这一直让斯普劳尔很恼火。
他写道，如果伯克利和物理系并不真心想让他回去，那么重返那里将是个错误的决定。而且，“鉴于薪资与其他大学相差如此悬殊，我也不应该回去”。
斯普劳尔是一个死板又保守的人，他一直认为奥本海默是个麻烦，所以当欧内斯特·劳伦斯提出给奥本海默双倍工资时，他犹豫再三。劳伦斯认为：“我们给奥本海默教授多少报酬并不重要，因为如果奥本海默在这里，政府就会给我们大笔的经费，相比之下他的工资将显得微不足道。”斯普劳尔这才不情愿地默许了。
但现在，当两人坐在讲台上讨论这件事时，奥本海默拒绝了斯普劳尔的提议，并重复了他在信中所说的内容：他知道物理系的同事和斯普劳尔本人都不愿意让他回去，“因为他的脾气很差，判断力也很糟糕”。然后，他唐突地通知斯普劳尔，他已经决定去加州理工学院教书，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求斯普劳尔正式延长他的休假，这样他以后还有机会返回伯克利。可想而知，斯普劳尔一定对这次谈话的内容感到恼火，但他又不得不同意奥本海默的要求。
奥本海默的言行表明他还没想好自己的下一步，但是他希望这一步能助他一臂之力。一方面，他想要重温自己在伯克利生活时的美好时光；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在战后的名望地位越来越适应，新的抱负也让他跃跃欲试。为了暂时解决这个难题，他拒绝了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选择了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来他可以继续留在加州，同时保留返回伯克利任教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他还可以乘坐螺旋桨飞机往返于加州和华盛顿之间，未来他将度过许多这样奔波的日子。
实际上，就在10月18日，洛斯阿拉莫斯的颁奖典礼后两天，奥本海默又回到了华盛顿，他到斯塔特勒酒店参加一个会议。当着6名参议员的面，奥本海默直言不讳地总结了原子弹给美国带来的威胁。出席会议的还有亨利·华莱士，他是罗斯福第三个任期（1941—1945年）时的副总统，现任杜鲁门政府的商务部长。奥本海默抓住这个机会走到华莱士面前，他说自己非常想和华莱士私下谈谈，华莱士邀请他第二天早上去散步。
奥本海默和这位前副总统一起穿过华盛顿市中心走向商务部，奥本海默向他透露了自己内心对核弹的种种忧虑。他简短概括了政府政策中蕴含的危险。后来，华莱士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见有人像奥本海默这样紧张过。他似乎觉得人类的毁灭迫在眉睫。”奥本海默愤愤地抱怨说，国务卿伯恩斯“认为我们可以用核弹作为武器，在国际外交中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奥本海默坚持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他说，苏联人属于一个骄傲的民族，他们也有优秀的物理学家和丰富的资源。为了制造原子弹，他们也许不得不节衣缩食，即使如此，他们依然会不计代价地争取尽快制造出大量原子弹。他认为，在波茨坦会议时的处理失当，最终可能会造成数千万甚至数亿无辜平民遭到杀戮。
奥本海默向华莱士坦承，去年春天，也就是早在三一试验之前，他手下的许多科学家就“非常担心”可能与苏联发生战争。
他原以为罗斯福政府已经制订了一项计划，会就核弹问题与苏联进行沟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怀疑是因为英国人从中作梗。尽管如此，他认为史汀生对整件事的看法非常有“政治家的眼光”，他赞许地提到了战争部长在9月11日给杜鲁门总统的备忘录，他说该备忘录“主张向苏联移交……与核有关的工业和科学信息”。奥本海默说到这时，华莱士插话说，内阁会议上从未提到过史汀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听到这个消息，奥本海默显得不知所措，他说在新墨西哥州与他一起工作的科学家们都感到灰心丧气：“……他们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核弹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隐患。”
奥本海默还一度问华莱士自己是否应该见一下总统。华莱士鼓励他设法通过新任战争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约见总统。然后，两人就此道别。华莱士随后在日记中写道：“原子弹科学家们内心的罪恶感让我震惊不已。”
6天后，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点半，奥本海默被带进了总统办公室。杜鲁门总统自然对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充满好奇，他已经听说这位物理学家的口才和魅力有口皆碑。在战争部长帕特森引荐之后，三人坐了下来，除了帕特森，房间里没有其他人。有一种说法是，杜鲁门一上来就请奥本海默帮忙，以便国会能通过“梅-约翰逊法案”，授予陆军对原子能的永久控制权。杜鲁门说：“首先要搞清国内的问题，然后才是国际问题。
”在沉默许久之后，奥本海默打破了尴尬，他吞吞吐吐地说：“也许最好先弄清国际问题。”当然，他的意思是，当务之急是通过对原子能技术实行全面国际管制来阻止核武器扩散。
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杜鲁门突然让奥本海默猜一猜苏联人什么时候能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当奥本海默说不知道时，杜鲁门自信地说他知道答案：“永远不可能。”对奥本海默来说，这种愚蠢证明了杜鲁门的局限性。威利·希金博特姆回忆说：“那种茫然不解令他绝望。”作为一个缺乏自信的人，杜鲁门会刻意地表现出果断，但是在他看来，奥本海默的犹豫不决、隐晦难懂及悲观阴郁让人发狂。
奥本海默最终意识到总统无法理解他想表达的紧迫感，于是他紧张地搓着双手又说了句让他后悔的话，他在紧张时一向如此。他轻声说道：“总统先生，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这句话激怒了杜鲁门，他后来告诉戴维·利连索尔：“我告诉他，鲜血是在我手上，让我来操心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杜鲁门对这件事不断添油加醋。另一个说法是，他当时说：“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手帕递给奥本海默，说：“好吧，给你，你不想擦擦手吗？”他们的谈话结束后是一阵尴尬的沉默，然后杜鲁门起身示意会议结束。两人握了握手，据称杜鲁门说：“别担心，我们会想出解决办法的，而且你也会帮助我们的。”事后，有人听到总统喃喃自语道：“他手上沾满了鲜血？该死的，他手上的鲜血还没有我的一半多。这种事你用不着到处抱怨吧。
”他后来对迪安·艾奇逊说：“我再也不想在这个办公室里看到那个狗娘养的了。”即便到了1946年5月，杜鲁门仍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他在给艾奇逊的信中写道，奥本海默是一个“哭哭啼啼的科学家”，“五六个月前，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一边急得搓手一边对我说，因为发现了原子能，他们手上沾满了鲜血。”在这个紧要关头，一贯迷人冷静的奥本海默突然失去了往日的镇定自若和说服力。
在放松的时候，他的即兴发挥让人赞叹，但是在压力之下，他一次又一次说出一些让他深感后悔的话，这些话将对他的人生造成重创。这一次，他本来有机会打动那个能帮他把核妖怪塞回瓶子里的人，但他完全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正如哈罗德·彻尼斯所观察到的那样，他张口就来的雄辩其实是一把致命的双刃剑：它经常是说服别人的利器，但也会让别人辛苦的研究和准备显得一文不值。这是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时不时会让他做出愚蠢或糟糕的事情，它就像阿喀琉斯之踵一样，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这最终给了他的政敌毁掉他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这既不是奥本海默第一次，也不是他最后一次与身居要职的人作对。在他的一生中，他一次次地表现出自己愿意为别人着想；他对学生耐心、亲切、温柔，除非他们问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问题。但面对当权者，他常常缺少耐心，直率到了粗鲁的地步。这一次，杜鲁门总统对核武器隐患的严重误解和无知促使奥本海默说了一些激怒他的话，而他本应料想到这样做的后果。
杜鲁门与科学家们的沟通从未有过任何改善。
在许多科学家的印象中，总统是一个思想狭隘的人，经常力有未逮。“他没有什么想象力。”伊西多·拉比说。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科学家。约翰·J.麦克洛伊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华尔街律师，他曾短暂担任过杜鲁门总统的战争部助理部长，即使像他这样的人也在日记中写道，总统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容易匆忙武断地做出决定，有时也许过于匆忙，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
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一点儿也不出色……他不是林肯式的总统，而是一个凭直觉办事、资质平庸、精力充沛的人”。像麦克洛伊、拉比和奥本海默这样迥然不同的人都认为杜鲁门的直觉，特别是在核外交领域的直觉，既不谨慎也不可靠，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凭这些直觉行事并不足以应对目前美国和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在台地上，没有人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位“哭哭啼啼的科学家”。1945年11月2日，一个湿冷的夜晚，这位前主管回到了“山上”。洛斯阿拉莫斯的剧院里再次座无虚席，人们来听奥本海默讲他所谓的“我们所处的困境”。他一开始就承认道：“我不太了解政治如何运作。”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有一些问题只有科学家才能解决。他说，已经发生的一切迫使我们“重新考虑科学和常识之间的关系”。
他讲了一个小时——大部分是即兴发挥，听众们都被迷住了。多年后，人们仍然在说：“我记得奥比的演讲……”这个夜晚让他们记忆犹新的部分原因是，奥本海默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原子弹让他们的内心纷乱如麻。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出于一种“内在的需要”。他说，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你就会认为，弄清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是件好事……把能控制世界的最强大的力量交给全人类，并依据它的潜力和价值而善用之，这也应该是件好事”。
此外，还有一种“感觉是世界上可能没有别的地方比美国本土更适合研发核武器，因为在这里更有可能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更不容易引发灾难”。尽管如此，奥本海默还是忠告他们，作为科学家，他们不能逃避对“这场重大危机”的责任。他说，许多人会“想要摆脱这种责任”。他们会辩称“这不过是另一种武器罢了”。对此，科学家们可是心中有数。
“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这就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还应该认识到我们业已制造的这些核武器非常可怕，它们关系到一场变革，它们可不只是小修小改……我清楚地看到战争已经今非昔比。我也很清楚，如果第一批原子弹——在长崎投下的原子弹——能够摧毁10平方英里的面积，那与过去的武器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我还很清楚，如果有人想生产它们，造价会很低廉。
”这种量级上的变化也改变了战争的性质：现在处于有利位置的是侵略者，而不是防御者。但是，如果战争已经变得难以承受，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需要非常“彻底”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是精神上、法律上的，而且是观念和情感上的”。他说，他希望“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是，“这涉及精神上的巨大转变”。应对这场危机需要国际社会的态度和做法发生历史性的转变，而奥本海默想在当代科学的经验中找到指引。
他认为自己有了所谓的“临时解决方案”。首先，主要大国应该建立一个“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会的权力“无须国家元首审核”，其目标是寻求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其次，应该建立具体的机制来促进科学家间的交流，“这样一来科学家间的同道情谊肯定会越来越深厚”。最后，“我想说的是，不应制造核弹”。奥本海默不确定这些提议是否行之有效，但这是一个开始。他说：“我知道这里的许多朋友与我意见一致。
我要特别提到玻尔……”就算玻尔和大多数科学家都持有同样的观点，从整个国家来看，他们显然也只是少数派。
奥本海默后来在讲话中承认，他对层出不穷的“官方声明”感到“担忧”，这些声明的共同点是“坚持要求由美国单方面承担处理核武器的责任”。就在那一周早些时候，杜鲁门总统在纽约中央公园发表了一篇好战的海军日演讲，他似乎陶醉于美国的军事实力。
杜鲁门曾说，美国将把原子弹作为世界其他国家对自己的“神圣托付”，“我们绝不允许向邪恶妥协”。奥本海默表示，他不喜欢杜鲁门扬扬得意的口气：“如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你说‘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做法，我们想用原子弹来说服你们同意我们的观点’，那么你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位子，而且你不会成功……你这是企图用武力来阻止灾难。”
奥本海默告诉听众们，他不会对总统的动机和目标提出异议，但“我们只有1.4亿人口，地球上有20亿人口”，无论美国人多么自信他们的观点和想法会占上风，断然“拒绝他人的观点和想法，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那天晚上离开礼堂时，人们都深受感动。奥本海默和他们推心置腹地交流，道出了他们的许多疑虑、恐惧和希望。几十年后，他的话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他所描述的世界就像量子世界一样微妙而复杂。
他从演讲伊始就带着谦逊的态度，然而，就像最优秀的政治家一样，他说出了一个直指问题核心的简单事实：世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美国人的单方面行动将会自食其果。
几天后，奥本海默、姬蒂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彼得和托妮，一起钻进他们家的凯迪拉克汽车，他们要驱车前往帕萨迪纳。离开洛斯阿拉莫斯让姬蒂如释重负，对奥本海默也是如此。在他钟爱的台地上，他取得了科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他改变了世界，也被世界所改变，但他无法摆脱一种让人耿耿于怀的矛盾心理。
奥本海默到加州理工学院后不久就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奥托维桥边上那所小房子的主人——伊迪丝·沃纳。
她在信中称呼他为“亲爱的奥本海默先生”。有人给了她一份奥本海默告别演讲的讲稿。“您好像就在我的厨房里踱来踱去，既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对我诉说。”她写道，“因此我常常觉得，您有一点儿贝克先生身上（尼尔斯·玻尔的化名）散发出的那种气质。在过去几个月里，我觉得那就像原子能一样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力量……我想到你们两人的时候，就像从峡谷里传来的河流的歌声，在这个寂静之地都能感觉到世界需要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