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科学家Gunasekaran Manogaran的科研履历光鲜亮丽：曾荣获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颁发的年轻科研人员成就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宾夕法尼亚州甘农大学、华盛顿霍华德大学等知名学府作过博士后以及访问研究员；更重要的是，他的H指数是60。正常情况下，如果一名科研人员能在20年就达到60，已经算是学界“独树一帜”的人才了，而Manogaran只花了不到10年时间。
H-index是一种评价学术成就的方法，最初用于评价科学家或学者的学术成就。H-index同时考虑了学者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与成功指标如获得诺贝尔奖、获得研究奖学金和在顶尖大学担任职位等相关。H-index的定义是某期刊/某人至多有h篇论文被引用了至少h次。H-index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一个人的H-index越高，则表明他的论文影响力越大。
然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022年4月12日，一封发送给Elsevier、Taylor & Francis、Wiley和Springer Nature等各大知名学术出版商的举报邮件不仅质疑Manogaran过去的访问研究员身份，更是直接揭发他斐然成就背后的种种可疑操作。
邮件称，Manogaran和其他研究人员通过论文工厂炮制了一场场论文骗局，最终目的可谓一石二鸟：既能带来经济收入，又能人为刷新个人与科研机构的科研“绩效”。而他们展现自己“实力”的平台正是学术出版界的特色产品：特刊——不属于常规期刊的独立刊物，通常只围绕单个课题发表相关论文。
Manogaran的领英信息表明，他曾是弗朗西斯科·何塞·德·卡尔达斯地区大学的访问研究员，然而，该大学否认了曾与其有过合作关系。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网站将其列为该校数据实验室的校友成员，但实验室副主任Pamela Reynolds则表示从来没有过这个人。霍华德大学无法确认Manogaran的身份，而甘农大学对此保持沉默。对于验证上述信息，Manogaran都拒绝答复，并表示自己正在休假中。
邮件引发了许多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商以及学术出版领域独立专家的热烈讨论，如果举报为真，那么Manogaran以及涉嫌的合作对象或多或少都问题不小。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的计算机副教授Vicent Garcia Diaz是直接被举报邮件点名的合作对象之一。在举报事件之后，Garcia Diaz向媒体透露了俩人之间的文字交流信息。
最初，Manogaran刻意接近Garcia Diaz，吹嘘自己已经担任过25期特刊的客座编辑。此后多年，Manogaran一直用他的名字发表了20期特刊，同时还把Garcia Diaz的名字加到了他同事撰写的一篇论文中，而Garcia Diaz并没有反对。过去五年内，Garcia Diaz以及七名其他研究员与Manogaran密切合作，他们各自的文章引用数量也经历了爆炸性地快速增长。
当然，Manogaran的长期合作伙伴不止Garcia Diaz一人，挪威奥斯陆诺罗夫大学学院的数据科学教授Seifedine Kadry也是其中一位合作者。Kadry承认两人都对数据科学有着共同的兴趣，撰写了一系列书籍、期刊文章，参加各种会议，发表特刊。
一切看上去顺风顺水，直到有一天，Kadry注意到Manogaran撤稿了大量文章，还发现Manogaran曾尝试开辟与他们专业领域无关的课题研究，包括运动学，这时Kadry决定中止两人的合作。
Kadry在《信息处理和管理》的特刊中担任过一次客座编辑，该期刊编辑Jim Jansen在与Kadry的邮件通信中曾表达过担忧，认为Kadry建议接收的论文数量太多了，同时也质疑他们组织的同行评审流程的合规性。在向Kadry发出三次警告之后，Jansen决定取消特刊的出版。还有一位合作者是来自中国台湾亚洲大学和国立中正大学的许庆贤。
在现实生活中许庆贤从来没有见过Manogaran，但却同意了俩人合作出一份特刊的计划，合作条件是Manogaran在以许庆贤的名义提交申请之时先知会他一声。但据许庆贤称，Manogaran似乎刻意绕过他出版了不少特刊。尽管如此，许庆贤还是努力维持论文的质量标准，毕竟他清楚知道自己的名字会被列为作者之一。然而，根据撤稿观察网站的数据库统计，许庆贤目前至少撤回了七篇论文。
对于举报邮件提到的合作对象问题，Manogaran很快便做出回应：“我和许多教授一起合作发表研究论文，其中一定有误会。”并声称邮件中的内容都是“假消息”。在这个论文造假频发的时代，相信大家对“论文工厂”已不陌生。论文工厂是由作者和编辑组成的，非官方的、非法的网络盈利组织，可大批量生产并出售低质量的甚至可疑的科研论文。
今年5月，《科学》期刊发表的《虚假论文问题正变得触目惊心》长文便指出如今学术期刊充斥着来自论文工厂的粗制滥造文章，同月，知名开放获取学术出版商Hindawi便在网站上发表声明，承认旗下四本期刊存在论文工厂造假文章泛滥的问题，并确认停刊。
实际上，论文工厂早已瞄准，并会继续瞄准所有出版商。毕竟，学术出版产业结构独特，影响力显赫，很容易成为论文工厂的目标。而且考虑到大部分出版商赚取的巨额利润，该产业几乎没有行之有效的论文监管机制。2022年6月，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与非营利性组织出版论文委员会联合发表了一份《论文工厂》报告，不仅指出论文工厂的商业活动日益猖獗，而且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不停招揽各专业领域的专业人才加入。
而Manogaran的论文工厂可能是他在印度维洛尔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已经组织成立了。对此，VIT的副校长Partha Sharathi Mallick予以否认：“学校绝不容忍如此有悖科学诚信的行为。”并表示如果有任何VIT的教职工参与其中，定会采取必要措施。
对此，Wiley研究部执行副总裁兼经理Jay Flynn表示，Manogaran的操作不过是学术出版业常见的诚信事件之一，还有许多其他规模更大的，在Wiley内部，Flynn就曾见证有100多名科研人员牵涉到学术工厂造假。但实际上，要拿出实质性证据来证明文章出自论文工厂之手，其实很难，因为整个沟通过程用的往往都是假邮件地址和假名。
证据可能在一些声称能提供“论文发表服务”的不起眼网站上找到，或者有些干脆大胆在社交媒体明码标价特定期刊的作者权。而最强有力的证据莫过于论文荒谬可笑的内容本身。例如，2021年发表在《阿拉伯地球科学期刊》上的特刊中，有44篇如今已撤稿的文章内容讲的是有氧运动和舞蹈训练。
论文工厂的伪劣产品影响非常恶劣，虽然大部分文章主要在鲜为人知的期刊上发表，但累积效应可能对整个学界内遵守规则的学者们产生负面影响，并削弱公众对科学本身的信任度。如果这些文章涉及公众关心的科学议题，情况会更糟糕。例如，一本关于新冠感染的特刊曾刊登过一篇今已撤稿的论文，该论文宣称针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疫苗致死的人数是其挽救人数的五倍。
而另一篇预印本论文的作者发现，在两家顶尖癌症期刊上评估的DNA完整序列论文中，3%到4%的文章存在缺陷，这些文章很可能出自论文工厂之手。这些错误的结果不仅影响了论文本身，还可能阻碍全球关注的研究进展，而且还不仅限于医疗保健领域。
如今，论文工厂与特刊结合，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历史上，特刊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地位独树一帜，能够让学者专注于热点课题，并从不同方向展开探索。特刊还给出版商带来一笔额外收入，其中部分来自作者支付的费用，作为交换，期刊让读者免费获取论文。但今年五月，几十名科学家集体从爱思唯尔辞职，以抗议高昂的出版费用。
特刊的运营流程与常规期刊略有不同。
首先，特刊并不是由期刊的本职编辑负责，而是由外部邀请来的客座编辑全权管理。客座编辑经由期刊的常规编辑联系并任命，管理特定主题，常常是无偿劳动的。与此同时，研究员也能向期刊提供特刊选题，前面针对Manogaran的举报邮件就表示，Manogaran就是通过后面一种方法获得特刊论文发表的管理权的。
一般来说，如果有心造假，特刊组织方可以先通过网站从其他国家批量订购论文，例如东亚地区国家，毕竟这里的博士生（尤其是医学博士）长期面对极高的论文发表压力。另一方面，组织方同时联系几十本、甚至上百本学术期刊，提议出一期特刊。如果期刊上钩了，组织方往往会指派一名或多名成员组成客座编辑，这样相当于直接给心怀不轨的人一张白纸，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同行评审也是，还能随便引用自己的内容。
英国牛津大学发育神经心理学名誉教授，也是知名论文打假专家的Dorothy Bishop曾说过，在这样的环境中，客座编辑完全可以为所欲为。
除了有问题的客座编辑之外，学术出版本身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已经波及到特刊出版，不仅有老牌的知名出版商，还延伸到了新兴出版商，尤其是那些发表开放获取论文的在线期刊，例如Frontiers、MDPI和Hindawi等。
以MDPI为例，它如今已是全球最大的开放获取论文出版商。2013年，MDPI一共出版了将近400份特刊，而十年后的今天，特刊数量几近5.6万份。与此同时，据统计，MDPI的年收入也取得了爆炸式增长，从2015年的1500万美元到2021年的3亿多美元。论文从提交到发表的时间间隔缩短，论文拒稿率也在下降，一些评论家认为，此举说明MDPI期刊重论文数量甚于论文质量。
根据MDPI最近的官方声明，从2011年到2021年，Manogaran位列最常被引用的前1%研究人员。
一些科研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谴责MDPI对于同行评审流程的操作相当草率，而且还反复邀请同一批客座编辑来负责不同特刊，有些特刊主题甚至和他们的专业领域毫不相关。而MDPI的科学董事会主席Giulia Stefenelli则回应：“我们向各位保证，发表不可靠和无科学内容的论文与特刊没有关系。
特刊的同行评审流程与常规期刊并无差别。”不过，她也承认整个学术出版产业正面临出版伦理和科研诚信的冲击。不仅MDPI，Hindawi也陷入了相同的窘境，在2021年被Wiley收购之前，他们曾是严谨的出版商。然而，近几年，有证据表明他们刊出的海量文章有出自论文工厂的嫌疑。
Bishop曾分析过2022年Hindawi所有期刊发表的论文，发现特刊编辑处理文章的速度要比正常情况快很多。
例如，关于人类认知和公共卫生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特刊上曾发表过一篇出自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大学马克思学院的文章（现已撤稿），从投稿到接收，仅仅用了不到24小时。Hindawi特刊论文质量差到让Wiley一度暂停了特刊发表，直接导致单季度9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到今年4月底，出版商一共撤稿1700篇论文，并表示对此全权负责，Wiley科研部执行副总裁和经理Flynn表示这是对出版生态系统的重大威胁。
特刊问题就像病毒一样，感染着一家又一家出版商。
在学界，利用特刊出版系统的种种问题和漏洞走成功捷径的科学家不止Manogaran一个。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软件工程师Alexander Magazinov常常利用业余时间跟踪科研出版产业和科研人员的动向，他说一些论文工厂的组织者们通过刷特刊、刷文章、刷引用次数，最终能在知名学术期刊获得终身编辑的职位。
他提到了Masoud Afrand，伊朗伊斯兰·阿扎德大学的一位工程助理教授，利用论文工厂为《应用科学中的数学方法》出版过特刊，在特刊中他被引用了超过130次，如今，Afrand成功晋升为《科学报告》机械工程相关论文的编委会成员。对此，Afrand本人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面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期刊虽然学界举报特刊论文问题的声音越来越多，但学术期刊的回应却是出了名的缓慢。
自去年4月份的举报信时间之后，至少三家大出版商——Springer Nature、Taylor & Francis和Wiley——就一直在调查所谓的特刊论文造假问题。去年12月，Springer Nature撤下了Manogaran参与合作撰写的十多篇发表在特刊上的论文，但Manogaran对期刊撤稿决定没有均无任何回应。
而Elsevier在调查《侵略性和暴力行为》期刊的两期特刊时，已揭发了一系列问题：严重残缺的同行评审系统、荒谬的论文数据、几乎没有科研记录的论文作者。对此，Elsevier全球媒体通讯经理Kiran Dhaliwal给出的解释是，期刊过于信任客座编辑了，他点出了负责这些特刊的编辑大名，其中就包括Garcia Diaz，而Diaz则表示是Manogaran用他的名义在运营特刊。
自此，期刊撤回了全部69篇问题论文。
迟到的回应、批评者的质疑，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一个字：钱。“科学出版的奇怪之处就在于出版商大挣特挣，而没人对此大批特批。”科研打假专家Elisabeth Bik这样评价道。期刊并不总是把质量把控放在第一位，有时候会接收一些不那么达标的文章。然后，当有人批评这样的文章时，期刊往往对其“视而不见”。
当期刊必须启动调查程序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查阅文章，完成这一过程一般几个月至少，长点甚至需要几年时间。期刊最终不得不做出撤稿决定之后，他们往往又几乎不会给出具体信息讲明问题实质，因此，期刊之间很难彼此吸取教训，改正问题。总而言之，系统并非为解决问题而构建。
Bishop打比喻说：“学术出版系统建立之时只是预设了偶尔会出现几只烂苹果，但完全没有想到会要应对排山倒海的垃圾文章的冲击。
”不过，打击论文造假的手段也有了新进展。去年年底，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联合几家出版商，致力于向编辑提供实用工具，以检查文章是不是出自论文工厂之手，同时还能检查文章是不是一稿多投。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员为包括MDPI在内的开放获取期刊出版商辩护，说它们的存在是解决科研不平等的基础。许多来自南半球的研究员想要在知名期刊发表论文，会遇到重重障碍，包括高昂的出版成本、隐形的偏见和资源匮乏。
Ana Marcia de Sá Guimar?es是巴西圣保罗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的助理教授，她曾在社交媒体上承认，像MDPI这样的出版商的论文评审流程确实值得怀疑，但另一方面它们的版面更便宜，也更包容，全球也都认可，能够为非西方国家的科研人员提供更多论文发表机会。
现实情况非常严峻。
剑桥大学的研究助理Nick Wise仔细研究过举报信中提出的问题，怀疑其中提到的论文工厂仍然非常活跃，但也很难分辨哪些研究人员是蓄意同谋，哪些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其中。一方面，特刊俨然已沦为论文工厂污染的重灾区，也为有心之人赚取世俗名利搭好了便利阶梯；而另一方面，那些相对弱势、但真正怀抱科研探索精神的研究员也苦不堪言，他们的论文发表渠道因前者的恶意行为而越来越窄。
长此以往，科学家、科学界、甚至整个科学都将深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