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都是一块小小的、珍贵的铺路石，这些默默无闻的铺路石铸成了这条不断创新的道路。
大家晚上好，我是胡昭广。中关村45岁了，而我今年85岁。35年前，也就是1988年，我有幸成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第一任主任，非常荣幸地成为了中关村初期规划和建设的参与者，也见证了中关村辉煌的发展。
中关村45年来风风雨雨，经过了电子一条街、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到现在的中关村园区。这一路走来，我们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坚定地走在科技自强自立的道路上。应该说，中关村也是一张改革创新的名片。那么这45年，究竟能给我们些什么启示？
大家看这张图，中关村最早是一个很小的村落，有十几户农户落户在这。在1950年，北京市建设局第一次在地图上标出了中关村的地名。
我在1958年来到清华大学上学，那时的中关村完全是一片农村景象。白颐路两侧是大杨树，大杨树外侧都是稻田。大学大院的墙内外是天壤之别，大学里头是读书朗朗、悠然自得，大墙外头是牛车、马车，科研成果很难逾越这个高墙跟中关村的产业相关联。
那时海淀区四季青的蔬菜要比大学、科学院所的科研成果更有名气。虽然中关村在海淀区处在一个智力密集地区，但海淀区的支柱产业和它科技含量最高的产品是锅炉厂的锅炉。
我想谈谈我跟中关村是如何结缘的。这要从1988年5月说起，当时《北京日报》的头版上刊登了一个招聘通知，能在《北京日报》头版登招聘通知那是很罕见的事情。这个通知说，北京市要建立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在全市范围内选贤任能、竞聘上岗。我看了这个招聘以后心里很激动，也很高兴，所以我决定到这个地区来应聘。
我为什么要应聘新技术产业试验区的主任？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在1988年3月，《人民日报》的头版登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这是当时中办牵头的一个中关村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写得非常好，大约有四个部分，它首先把中关村这里所产生的现象、它的所作所为详细进行了描述，是很激动人心的。
报告充分肯定了中关村科技企业所创造的“两不四自”企业运行原则，就是不要国家投资、不要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执行的是市场为导向、技术为依托、工贸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完全是一种市场经济。
我当时在国营大型企业当中工作，主要在从事很多企业技术工作，做过总工程师。而这个报告所肯定的是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它不要国家投资，要自主投资，所以它有权决定它的科研、产品、市场。
这在国营企业还不行，我们完全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指标去开发产品，很难让产品进入到市场。这个报告最后肯定了中关村这个做法，认为这对中国将来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探索，这些很打动我。我觉得中关村要产生大事了，这对未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另外一点原因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鼓励大家出去看一看，看看世界的现代化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也有很多机会到国外去学习、考察。比如说198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经济管理学习班，我去参加了。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在瑞典参观了很多大企业，像很大的制药厂卡比（Kabi）、阿斯特拉（Astra）和一些电子产品制造厂像大家熟悉的伊莱克斯（Electrolux），这些厂都很先进。
1985年，我有机会到美国去，大约用了一个月时间从东海岸跑到西海岸。到了西海岸，我特地去看了斯坦福大学，看了硅谷。当时硅谷发展得很好，很多教授和科研人员领衔的企业搞出了很多崭新的产品，那里的企业也是七八个人就做起来了，大多数是做电子产品，也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起步。
比如我当时去参观了车库博物馆（Garage Museum），但看的不是车库，而是大家所熟悉的惠普（HP）公司，它当时是在一间车库里起步的，就像联想是在计算所一间传达室的破房子里起步一样。硅谷发展很快，那时已经成为美国第9大产业基地了。
对我刺激最大的1987年我到日本去参观电子医疗器械厂。我到一个电子厂，看到它有一个产品展览室，在五六十年代时，它的计算机也是一个单板，插上很多分立式的元件，记忆器也是磁芯穿线，这跟我们在大学看到的、学会的几乎一样。但是二三十年过去了，再看它现在的产品，是十几层的印刷电路板，都装着大规模集成电路，非常先进。我就感觉我们落后了，我们太落后了。
所以因为这两条原因，我决定要打破“铁饭碗”，到中关村来应聘。当时中关村地区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这么智密的地区，知识分子的潜在能力没有调动起来，沉淀的科技要素没有活化起来，这么好的科研产品束之高阁，不能跟经济结合。所以我真是感觉应该到这个地区去奋斗一下、去战斗一下。1988年5月，我有幸被聘为第一任主任来到中关村，和中关村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也就在1988年5月份，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正式成立了。
这次新闻发布会以后，我们的压力也非常大。如何发展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如何能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如何能把这些沉淀的资源活化起来，让它为经济服务？看起来要走这条路最根本的就是要创新。
这是当时我们试验区成立初期，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做的一切都跟计划经济的规章制度是不相融的。除了制度上的碰撞，社会上的思想意识对这个问题的争议也非常大。
所以当时社会上就讲，知识分子从大学大院里走出来办科技企业，是不是不务正业？中关村实行“四自”原则，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我当试验区主任后，第一个接受人大代表质询就被问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北京试验区是不是“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当时我就回答，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试验区不是“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但在这一条街上是会有倒爷、有骗子的。这些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新鲜事物刚刚萌动，很多人不理解。
但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对我们开展工作是有益的。
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我们是很困难的。又遇到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最关键时期，“摸着石头过河”，碰撞很激烈。当时中央决定进行改革是从物价开始，从双轨制变成取消价格管理，这都不行，最后决定进行经济治理整顿。治理整顿大概是两条，一条是清理整顿公司，一条是压缩基本建设。这两条对刚刚建立的试验区压力很大。因为我们刚刚建立，要发展科技企业。
但要建企业，刚刚成立那是地无一垄、房无片瓦，需要搞基本建设推动发展。但在这种情况下，试验区的同志们就感觉生不逢时、压力太大了。
我们开务虚会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感觉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什么艰险，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没有错，我们坚持的“两不四自”的企业发展原则没错，我们所推行的一系列的把产品能转化为生产力、跟经济结合没错。所以当时我们下定决心，按照党的改革路线方向前进，坚定不移地前进。
从1988年10月开始经济治理整顿，到年底的两个月时间，中关村的企业从148家增长到527家，到治理整顿结束时我们增长到了1343家企业。所以我们在经济治理整顿当中还得到了发展。
特别是我们的基本建设。那时基本建设卡得很紧、很严，在这个条件下，这是我们中关村建的第一个建筑——科技贸易中心。这个地方在北京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图，在国图原来2期的预留地上暂时在那儿建的。
在1992年，当时在市政府的市长办公会上我们提出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大约要建15000平方米，资金是2500万。我们汇报，这块地是北图的暂时用地，不需要重新征地，2500万是企业集资，不要国家投资。这在当时很新鲜，市政府一听这种情况，说这个项目可以批，所以在压缩基本建设的同时就批准了这个项目。
还有一个上地产业基地，是当时国家科委宋健同志特别提倡的，大约占有1.8平方公里。
我们试验区被批准的时候大约是100平方公里，可是这块地在地图上像个大熊猫似的，把颐和园什么都包括进去了，建成的地方已经占了98%。换句话来讲，这里很少有空间了。当时试验区建立以后，企业发展很快，出现了很多“拳头产品”，也出现了一些企业到南方去建厂，我们叫做“孔雀东南飞”。所以中关村建立一个产业基地是必须的，在这种条件下，也是在治理整顿当中，同意了我们开发1.8平方公里。
这块土地就是现在大家经常去的上地基地，现在看起来已经满满当当的了。
当时我们预留的永丰基地北区后来又在开发，我们叫“围堰效应”，也就是相当于在试验区周边建立一个围堰，目的是保护这些企业，防止围堰外边的计划经济冲击了我们。在围堰里头我们推行企业股份制，推行工贸的会计制度，建立了财政周转金、企业互助担保金，方便大家的外事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等这一切。
所以很多在计划经济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这里头都解决了。这个围堰效应的工作指导思想是我们要为企业遮风挡雨，要跟企业同舟共济，来发展好我们的试验区。
中关村有强大的生命力。在1988年，技工贸总收入大约只有9个亿，到2021年已经到了8.3万亿，短短30年时间，中关村的技工贸总收入增长了9200倍，这是不敢想象的比例。在试验区初建时，宋健同志在会议上曾问我，说5年后你们发展到50亿技工贸总收入可以吗？那时没底气，只能跟宋健同志说我们尽力去争取。现在看起来，发展太快了，中关村真是活力太强大了。
除了数字以外，我们在中关村确实培养了很多科技企业家。
像第一代科技企业家陈春先，应该是中关村的第一个。像联想的柳传志，还有当时的“两通两海”，京海的王洪德、科海的陈庆振、四通的段永基、信通的金燕静以及当时北大的王选，软件第一代的王文京，还有王码的王永民等等一批人。特别是后来，我们又涌现了一批新型的科技企业家，像雷军、邓中翰、李彦宏、张一鸣、马化腾等等，他们做出崭新的业态，创造了一批批高质量的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这些都代表了中关村早期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讲了这么多，我最想讲的是什么问题呢？从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到现在过去35年了，刚才讲的都是中关村的现象，这个现象确实值得我们研究。中关村为什么能产生？中关村为什么能够高速发展？中关村又能够在我们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个大事业当中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这是我思考的问题。
我简单从三个方面谈一谈，最后归纳为中关村的“基因”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条是，中关村的产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当中，是在世界科技浪潮的冲击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大觉醒、大革命推动了中关村的发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的载体是知识分子，要把第一生产力解放出来，首先解放的是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像中央的这些政策非常温暖了知识分子的心。
就像在最近说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一样，温暖人心很重要。
除了这些以外，再加上世界科技大潮的冲击使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被大大地激发起来，所以像刚才讲到的陈春先，他在70年代去过硅谷以后回来就大声疾呼，我们太落后了，我们应该建设硅谷，他就打破了一切束缚，办了中关村第一间科技企业。这就说明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这样一个科技大潮当中，中关村知识分子思想解放了。
所以我觉得，中关村人是深深烙上了改革创新的印记，有一种深深的爱国情怀，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想这正是我们中关村一代一代走过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因”。
第二条我觉得是中关村这45年的发展始终敢于先行先试、敢于创新、敢为人先，这种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创新在1978年，大家都知道小岗村是国家实行土地承包、农村经济改革的第一村。
同样在1978年，中关村出了第一间科技企业，有了电子一条街，建立了中国第一间国家级科技园区，所以中关村是科技创新的第一村。在改革40年时，曾经有人梳理改革开放的时间，把中关村跟小岗村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说“南有小岗、北有中关”，联系它们的就是大胆的创新精神、大胆的改革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展览其中一条就是在改革开放当中“中国的10个第一”，中关村国家第一间国家级开放试验区被列在第9项，这是中关村的光荣，也是我们大胆创新、敢于先行先试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关村的第二个“基因”。
第三个，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党的领导，推动中关村的发展。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虽然经历了体制的剧烈碰撞，经历了改革的阵痛、创新的艰辛，但是我们真正从心里感觉到，只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我们就能不迷失、不偏离、不扭曲，就能够从困难中走出来，走向胜利。这三条“基因”确实主导了中关村的辉煌与发展。因此中关村的45年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
试验区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都是这条道路上的一块小小的、珍贵的铺路石，这些默默无闻奉献的铺路石铸成了这条道路，使我们的创新事业不断地续写、不断地发扬。
现在的中关村已经不是一条街，不是一个政策区，不是一个局部科技园区了。试验区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战略园区，是一个创新驱动的范例，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品牌，也是在世界上创出的一个响当当的品牌。所以我希望我们在重温中关村发展道路和辉煌历程的过程中，能够受到启发，继续传承接力中关村精神，继续脚踏实地为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