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大学文化曾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改革时代后，体制和制度一直是改革的重心。但至2000年左右，人们开始注意到，体制方面的改革不足以解决高等教育面临的种种问题，大学文化同样重要。因此，无论在大学改革的实践中，还是在高等教育的研究中，大学文化的议题都逐渐成为一个热点。
正如教育学者王冀生在其所著《大学的理想》中所说，“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的大学精神衰微现象，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悄然兴起了一个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一时间，大家对大学文化或大学精神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无论是大学领导人还是高等教育研究者，大家都在讨论大学文化，相信大学文化建设在全面提升大学水平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时下关于大学文化的研究热潮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根据知网的统计，标题中包含“大学文化”的论文进入新世纪之后一路飙升，10年前达到峰值，从2000年的8篇上升到2012年的279篇。此后，文章数量逐年减少，到2022年只有32篇。
关于大学文化的研究热为何在近10年逐步降温？学界为何对此逐渐失去兴趣？倡导大学文化的初衷显然是想以此突破制度改革的瓶颈，为大学构建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为师生建立一种更高远的追求。但正如人们所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中的大学似乎不再相信文化，反而更依赖治理。所谓治理，看重以“治”为主、以管为“理”。或者说，更强调大学领导和制度的力量。
所以不难发现，大学治理日渐成为一个热词。从知网的文献统计可以看出，在大学文化热迅速降温的同时，关于大学治理的研究文献却逐步增多。换言之，人们对大学文化关注减弱的同时，对大学治理的热情在不断提升。
就大学发展而言，文化和治理代表两种不同的逻辑。大学文化遵循的是“润物细无声”，强调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大学发展，通过加强精神和文化建设，提高大学的发展水平；而治理则强调规章制度，强调制度的执行力。
近年来，大学的制度密度和广度不断提升，其中当然包括各种引人注目的评估制度。同时，大学文化追求的是长远、渐进的效果，治理则强调当下的效果和立竿见影的业绩。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根据文化逻辑，文化应该超越一时一地的制度和此时此地的领导人好恶，注重历史积淀和长久的规范性力量，而治理则以现任领导的管理理念为核心，以眼下的办学业绩为中心。
大学文化和大学治理代表着不同的办学理念。
前者诉诸于“软”实力和长期规范，后者则诉诸于“硬”实力和当下规定。二者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强调大学文化意味着看重教师和学生个体的意识和精神、看重文化“化人”的柔和力量，以及文化的规范和感召力；治理则强调制度对个体行为的约束与督促，强调体制运行效力，强调可见的目标达成。所以，治理观念不断强化，必然会减弱对大学文化的关注。一强一弱，此消彼长，二者似乎有一种相关关系。
总之，近年来人们对大学文化关注度日渐降低，大学治理观念却在兴起。该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大学管理行为模式的变化。治理观念更倾向于通过不断制定新规则来实现大学改革，难以接纳有其自身逻辑而不受控制的所谓“文化力量”。其结果就是，密不透风的制度之网侵占了文化的孕育土壤，立竿见影的行为逻辑限制了文化的生存空间，计件式的量化评估冲击了文化的化育力量。毫无疑问，大学需要治理，但同时也需要文化的规范。
大学文化并不过时，更不应该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