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多重人格”这种精神疾病来说，传统的治疗目标是将不同人格整合，令患者重新拥有一个完整的自我。但一名分裂出12个人格的年轻女性埃拉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她的治疗师从独特的人类学角度出发，深入接触埃拉的“内心社群”，最终帮助这些人格学会团队协作，与埃拉共同走向新的生活。
在这篇节选自《环球科学》7月新刊的文章中，丽贝卡·J. 莱斯特将带着我们看看一名拥有多重人格的年轻女性如何没有抛弃她的多个“自我”，而是学会了让自己的各个人格如团队般合作。
当埃拉第一次在我办公室转换人格的时候，我没能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舒适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双手交叠，后背挺直，双脚平放在地面上。没有任何戏剧性变化发生，她也没有颤栗或抽搐。
但我确实看到了：她支撑自己身体的方式有一些微妙的变化，面部表情不知不觉变得更柔软。我还听到了：她的声音变得不一样，音调比平时高了一点，说话时抑扬顿挫的腔调也是全新的。一开始我还觉得新奇，但随着谈话的进行，我越发不安。在直觉的驱动下，我问她几岁，“我7岁了。”她回答道。但埃拉已经19岁了。
我是名持有执照的临床社会工作者，擅长处理创伤、进食障碍、自残、人格障碍以及性别和性问题。我也是文化人类学家，主攻文化与精神健康的交叉领域。埃拉（为保护患者隐私，此处使用化名）是我的大学同事出于关心介绍给我的，我同事曾在一门课上教过她。刚开始，埃拉在我这里接受每周两次的治疗，最后加到了一个星期三次。我们在一起面谈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四年半。
埃拉求助的原因是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她在童年时曾长期遭受性虐待，施暴者是位备受信任的宗教领袖。她做噩梦，不断闪回受虐经历，情绪焦虑。除此之外，她还以各种方式自残。这还没完，埃拉经常会失去一些零散的记忆。她会很突然地“断片儿”，然后穿着不同的衣服“醒过来”。她还会涌现出非常强烈的思绪、情感和冲动，就好像它们来自别人而不是自己。
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来自别人。
最终这件事变得明朗起来，埃拉患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简称DID）。这是种临床疾病，患者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人格，行为经常受到其他人格控制，此外还会反复出现遗忘的症状。
DID更广为人知的称呼是“人格分裂”或者“多重人格”，这种疾病及其诊断标准被列入了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精神病学权威纲要《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
随着时间的推移，埃拉展现出了12种不同的人格（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是“部分”），年龄从2岁到16岁不等。每个人格都有不同的名字，她们的记忆、经历、语言模式、行为表现和写字风格也各有区别。一些人格之间能通过文字交流，其他则保持沉默，通过绘画或用毛绒动物玩具摆出特定场景来传递信息。大部分情况下，某一人格“在前台”的时候，其他人格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让埃拉的生活支离破碎，混乱不堪。
DID的诊断极具争议。存在DID症状的患者常常被临床医生和非专业人士排除出病患队伍，他们总认为DID患者不是假装的，就是神经质，或者二者都是。这种怀疑论在“多重人格西比尔（Sybil）”事件被写成1973年的同名畅销书《西比尔》后更加流行。后期证据表明，西比尔确实是在装病。而我对埃拉的诊断基于DSM-5标准、她在各种分离性心理测试中得到的分数、以及我们两人的多年面谈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装病的人可以通过作假获得其他好处。但埃拉一无所获，只有不断失去。她的人格相互攻击，不仅破坏人际关系，还威胁着她的学业。那该怎么帮她呢？一种传统的方法是以“整合”人格为目标来治疗DID患者：将支离破碎的人格重新塑造成一个核心自我。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最常用的方法，它也反映了西方世界的一种价值观——一具身体只能拥有一个灵魂。然而，这并不是全体人类都认同的信仰。
许多其他文化中的人们将身体视为多重身份的主体。
我接受过人类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我解决埃拉DID症状的方法可能与许多临床医生不同。在我看来，埃拉就像一个社群，尽管当时功能已失调，但仍然是一个社群。比起她拥有多少个自我，我更关心的是日常生活中这些自我如何互相配合，或互不配合。我们是否有可能让那些自我和谐共存？埃拉认为可以，我也是，这便是我们两人在治疗中共同肩负的使命。
在治疗之初，我们主要帮助她学会掌控过往受虐待经历造成的日常影响。然后，在治疗开始约一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意料之外的转变。有一天，埃拉来见我的时候带来了几张纸片，上面的字迹像是出自儿童之手：单词歪歪斜斜，不是缺了字母，就是拼写错误，有些字还是反写的。“我总能在自己房间里找到这些，”她很警觉地告诉我，“我还发现了这个。”她边说边从背包里拿出了简笔画的人物、动物还有彩虹，上面贴着笑脸贴纸。
尽管这些图画明显散发着儿童天真的气息，但埃拉却感到非常恐惧。她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她告诉我，“一定是我自己画的，是不是？但我不记得画过画。”
随着治疗的继续，埃拉讲述了更多奇怪的小事故。有时候她会在与某人交谈的过程中突然“醒过来”，发现所处的地方并不是她最后记得的地方。她偶尔会发现房间里的东西换了位置，但她丝毫不记得自己动过。
而我也开始收到来自她邮箱地址的邮件，内容是一连串缺失元音的辅音字母，比如像下面这样：Htsmmscrdrtnwwshwrhrblktshrndmksmflsf。我花了一些时间，终于解开了这些“密码”。
上面的这句话是说：“Hi, it’s me. I’m scared right now. Wish [you?] were here. Blanket is here and makes me feel safe”（嗨，是我。我现在很害怕。真希望（你？）在这里。毯子在这里，让我感到安全。）但埃拉完全不记得自己发送过这样的邮件。
7岁人格首次出现在我面前的紧张时刻，发生在埃拉和我开始面谈的13个月后。从那以后，埃拉在治疗期间开始更频繁地展现出更多更年幼的人格。一些人格以完全闪回的模式出现，她们非常害怕，不得不以说服的方式让她们回到“后台”。而其他人格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充满愤怒。我会和7岁的人格坐在地上，一边聊天，一边涂色或创作。有时候我们会聊到埃拉现在的生活，有时候谈谈过去的事情。
为了区分各个人格，埃拉要求她们出现时使用不同颜色的马克笔写字或画画。7岁的人格选择了和她的名字紫罗兰（Violet）一样的紫色。7岁的紫罗兰是埃拉的多个人格之一，在她画下的这幅作品中，埃拉的所有人格手拉着手与中间的丽贝卡·J. 莱斯特站在一起。
在埃拉能够察觉出这些人格的存在后，她发现所有这些人格都是不同年龄的自己。
一些人格比其他人格更擅长处理特定情景和感受，当这些感受特别强烈，或者某一情景要求某一人格出现并采取行动时，对应的人格就会“切换到前台”。然而，各个人格之间有时会发生矛盾。例如，名叫埃达（Ada）的16岁人格第一次出现时，埃拉正向高中辅导员讲述自己的受虐经历，想要寻求帮助但惨遭拒绝。结果，埃达猜忌且多疑，还非常古板。她的道德感和自我惩罚倾向极强，会以尖刻的语言迅速回击对方，也包括我。
埃达认为自己是守护者。而紫罗兰则完全不同，她轻信且博爱，真情实意地想要与其他人建立联系。这些特质经常让紫罗兰与埃达意见不合，有时甚至会爆发全面“内战”。而埃达更年长，也更强壮，常常占上风。为了惩罚紫罗兰，埃达有时会伤害这具身体：对着她的手臂和腿打或咬，或者用枕头蒙住她的脸直到失去知觉——重新上演一遍创造出紫罗兰这一人格的虐待行为。
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仔细评估我在治疗中听到的内容，同时通过肢体语言、眼神接触、身体姿势、声音质感和交流风格等元交际线索来感受。除了我们每周三次，每次50分钟的会面，埃拉还定期与我邮件沟通，几乎每天她的不同人格都在与我交流（有时候这些人格之间会彼此交流）。因此，我并不缺乏研究埃拉病情的数据。我事无巨细地保留下了工作笔记，特别警惕其中任何的不一致性或其他指向埃拉编造人格的线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相信埃拉的多重人格在某种意义上“真实存在”，因为她意识和注意力的不连续性导致她将自己的不同侧面视为独立人格。下一步就是寻找办法，帮助这位筋疲力尽、伤痕累累的女性。此时，我接受过的人类学训练可以有效协助我展开治疗。我想知道，如果我们不再追问“是不是她”的问题，而是用我们自己的假设“如何成就一个健康的自我”来替代它，结果会如何？
撇开戏剧性的表述不谈，拥有多重人格，或者随便我们怎么称呼——实体、自我、灵魂——要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平凡。神经科学家戴维·伊格尔曼（David Eagleman）曾描述过大脑的复杂系统如何将单个“思绪”收集汇总，产生统一意识的错觉的过程。换言之，我们所有人都有多个部分（人格）。我们甚至会经常谈到这些不同的部分且不觉得奇怪。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一个部分在很兴奋地分享我的所见所闻。
另一个部分则被其他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在我写作的时候留意那些未完成的事情。第三个部分则非常紧张，担心我的观点和埃拉能被接受到什么程度。还有一个部分则急切地想要参与进来。我的所有不同部分同时发挥作用，大概率不会引起任何警觉：我们都对其中的复杂性了如指掌。因此，我认为埃拉与我们中的其他人并无差异，除了有一点：她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障碍，干扰了我们大部分人习以为常的意识连续感。
精神病学家欧文·D. 亚隆（Irvin D. Yalom）曾说过，我们必须为每一位患者制定全新的疗法，因为每个人的内在意义系统都是不同的，所以他们体验基本存在问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基于亚隆的概念，我们可以说，每个人的内部世界都是一套独一无二的文化，有各自的历史、语言、价值、习俗和符号系统。因此，治疗师必须像人类学家一样，掌握患者内心世界的语言，理解这种文化的符号系统、仪规习俗。
最重要的是，治疗师必须记住我们是“客”，无论拥有怎样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我们从来都无法真正得知与某个特定的内在现实共生是怎样的感受。患者才是掌握自己经历和体验的真正专家。我利用这套方法来展开埃拉的治疗。
我在埃拉身上看到，她的不同人格存在于不同的时间点，但也存在于当下。
这一特征形成了埃拉和我共同称之为“时间压缩”的过程：部分人格在时间尺度上回到过去，标记出过去与现在的不连续性，然后再将其折叠起来。尽管一些人格停留在身体当时创造出她们的年龄，但其实埃拉可以在任意时间创造出任意年龄的人格。例如，有一次一个新人格突然出现，她只有两岁，只能通过哇哇大哭交流，在杂货店里吵嚷着要吃冰淇淋。此外，除了时间压缩，不同的人格身份还能在交流过程中主动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切换。
如果我没有在修道院做过研究，或者不了解人类学中关于时间体感多样性的研究，我肯定不会意识到时间压缩在埃拉的持续愈疗中会起到什么作用。
埃拉和她的人格们不想被整合的意愿很坚决，我也没有向这个方向推进。埃拉的问题是，最开始的时候她的人格之间存在意识屏障，这让她难以正常生活，当不同人格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动机和目标，危机就会发生。
例如，有一次一个年幼的人格坚持让埃拉在背包里放一头毛绒玩具牛去上课，而埃达和紫罗兰不得不拼命制止她在上课途中拿出来玩。还有一次，埃拉正埋头写一篇期末论文，这时埃达跳了出来，把论文全部删掉，因为她反对论文中与演化相关的内容。埃拉勃然大怒，但又不得不重头写起。因此，我和埃拉各个人格的共同目标不是将她们整合为一个，而是构建一个和谐的社群。
一开始，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增加埃拉人格之间的交流，例如找一个笔记本，让每个人格出现的时候可以写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样其他人格在切换过来的时候就知道之前在“前台”的人格做了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格们有时候会相互发邮件（也抄送给我）。最终，埃拉和她的人格们能够汇聚在她大脑中创建的会议空间，举行“团队会议”——这是一间布置有彩色沙发和靠枕的客厅，还有供更年幼人格玩耍的玩具。
即便如此，人格之间也不能共享所有信息：不同人格的思想、感受和记忆之间的强大屏障仍然存在，情况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埃拉的人格们逐渐学会像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团队一样协作。有的人格擅长考试，有的能和权威人士侃侃而谈，有的愿意处理情感依恋，还有的人格会感到持续性的伤害，但她最终学会默默躲在“后台”哭泣，而不是跳出来主导身体，让埃拉无法正常生活。
即使是紫罗兰和埃达，她们两人也开始结成团队，建立起持久的、存在于当下的依恋关系。
随着埃拉临近毕业，我们的治疗也走向尾声。根据标准治疗指南，她仍不算“痊愈”。尽管一些人格（紫罗兰、埃达以及其他人格）仍然存在且没有消失的迹象，但埃拉已经能正常应对日常生活。埃拉和她的人格们仍然坚持不考虑整合或者融合为一，那我们一起付出努力的意义是什么呢？治疗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问题的答案不是非黑即白。
一方面，埃拉各个人格加强彼此协作后，她的生活轨迹开始向前展开而不是倒退。她顺利毕业，获得了一所全国顶尖大学的学位，然后进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在那里她专攻特殊儿童教育方向，在这方面成绩突出。她告诉我年幼的人格仍然存在于“后台”，但却极大地帮助了她，让她能与感到沮丧或难以和解的孩子共情。几年后，埃拉与一位优秀的伴侣坠入爱河，她告知了对方自己的所有过往。两人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并迎来了第一个孩子。
但生活并非十全十美，最近，埃拉告诉我她仍然在与过往创伤带来的后遗症斗争。尽管不是夜夜噩梦，但她依然深受困扰。童年受虐的记忆历历在目，尽管紫罗兰、埃达和一些其他人格如今已经很少出现，但她始终能感觉到她们的存在。埃拉仍然一步一步地在愈疗之路上前进。虽然埃拉仍然保留着部分“症状”，但我还是相信她的治疗成功了。
不过我得强调，我和埃拉的治疗方法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不同患者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需求。
在埃拉的病例中，人类学思路帮助我理解并与她的内心世界合作，展望一个可能不符合标准模式但仍算健康的自我，而非与之对抗。埃拉是那些治疗结束之后仍与我长期保持联系的患者之一，我也持续从中反思自己所学到的一切。埃拉鼓励我分享她的故事，希望能帮助其他人理解DID的真实情况，在没有明确道路的世界里找到前进的方法。
无论人们是否相信DID的存在，埃拉的故事依然教会了我们很多：遭受难以想象的伤害意味着什么，如何克服一切困难找到前进的道路，以及生而为人，到底要承受多少不堪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