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成立之初，科学和政治就已经开始相互交织。在美国，科学与政府的关系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反映了美国政治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末，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支持通常是临时起意，几乎没有长期的制度化部署。尽管19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经济的日益复杂，促使科学开启职业化，但联邦政府的权力相对较弱，对科学的公共支持也相对较少。
从19世纪70年代到1940年，随着联邦政府的全面壮大、国家权力从国会向总统的转移以及行政国家的崛起，常设政府机构中增设了联邦科学机构。这些机构开展科学研究以满足经济社会需求，但对于政府部门以外的科学，联邦政府提供的支持相对较少。
二战使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科学技术对战争的重要性以及美苏冷战的兴起催生了一个大学-工业-军事三方合作体系，这个体系直到冷战结束才开始瓦解。
宪法通过专利条款肯定了联邦政府在科学方面的作用，它要求国会通过保障发明者的知识产权来“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还授予国会铸造货币、制定度量衡标准、扩大国家领土以及建立驿道（后来被解释为旨在促进内部改善的一般授权）的权力。有鉴于此，无怪乎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支持通常与商业、领土扩张和军事需求直接相关。
19世纪的探险活动还满足了领土扩张、商业和军事需求。
托马斯·杰斐逊在担任总统期间曾设想由美国掌握整个北美地区的终极控制权。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和随后的远征行动（如1804年至1806年的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是为了巩固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地位，记录现有自然资源并为未来的西部扩张铺平道路。
后来的考察活动，如1836年获批的美国探险队、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戴维·戴尔·欧文（David Dale Owen）在土地总局支持下进行的土地勘测，以及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特别是墨西哥战争期间军队对跨密西西比河西部地区的长期考察都是出于类似目的。
然而，尽管开展了上述活动，在美国建国后的最初几十年里，科学研究依然缺乏一个常设性的制度基础。有西点军校而无常设科技部门印证了历史学家A．亨特·杜普里（A. Hunter Dupree）曾说的“1829年政府科学几乎完全破产”之言。
到了19世纪40年代，美国开始形成一种规范化的政府科学结构。1825年，亚当斯总统呼吁建立国家天文台；19世纪30年代，海军开始暗中收集天文观测资料以用于航行。
1842年，詹姆斯·吉利斯（James Gilliss）中尉说服国会拨款建造海军天文台。1846年，国会成立了史密森学会，美国最杰出的科学家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担任首任会长。始建于1807年的海岸测量局曾一度被国会忽视，且缺乏有效领导，但在1843年亚历山大·达拉斯·贝奇（Alexander Dallas Bache）接手后，其发展逐渐步入正轨。
自二战以来，人们倾向于将战争与武器发展挂钩，但内战几乎没发展出新的武器技术。作为美国海军部常设委员会成员，贝奇、亨利和查尔斯·亨利·戴维斯（Charles Henry Davis）对发明家们或不切实际或严谨的提案进行评估后没发现什么重要技术。不过，美国在战争期间发展了几个重要组织。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将公共土地赠与大学，“以发展农业和机械技艺”，并鼓励在美国大学中普及科学教育。
同年，农业部成立，后来它取代海岸测量局成为政府中最大的科学组织。尽管早期不太活跃，但1863年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院依然标志着荣誉性科学组织的诞生，其正式职能是向政府提供建议。
19世纪70年代到1920年是美国联邦政府的重大变革期，它一开始是主要负责国会财政拨款的政府机构，后来趋向专业化，并掌握更大的行政权。在此期间，联邦科学机构迅速发展。
19世纪70年代，个别州开始出资建设农业试验站；1887年，《哈奇法案》宣布增加联邦政府补贴，这是“联邦政府对各州和大学的首个重要研究资助”。在农业部内部，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联邦政府监管职能的增加，研究部门也相应获得了权力，这表明科学和政治是相互促进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组织和技术方面的挑战，导致科学动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现有的政府机构、军队、美国科学院新成立的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NRC）、工业界和大学就各种问题展开合作。战争开始时，美国染料、硝酸盐和高质量的光学玻璃供应不足；到了战争结束时，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美国国内大量生产。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工业界、海军和学术界的科学家们与盟军协商，研究针对德国U型潜艇的探测装置。美国矿务局和后来的陆军化武作战部门在大学的协助下研究毒气战，而工业界则将这种致命的新武器投入生产。
大萧条重创了美国科学界。1930年至1933年，工业实验室削减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科研人员。大学里，高级教师减薪，初级教师失业，研究生延迟毕业以便通过寻找研究助理职位、教学助理职位和其他任何能找到的工作以维持生计。政府科学家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1932年至1935年，农业部的研究经费减少了近25%。国家标准局的情况更糟：1932年至1935年缩减了一半以上的预算。
二战带来了重大变化。
这场战争对科学的要求甚至比一战还要高，它永久性地改变了科学和政府的关系。要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推动新的武器技术从早期研究阶段进入部署阶段，需要科学家、军方和工业界之间的高度协调。
战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OSRD）主任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国防部科研委员会成员詹姆斯·B．科南特（James B. Conant）和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以及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项目主管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等精英科学家管理者经常与军事领导人打交道，管理战时武器和医疗方面的研究应用。
冷战结束后，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支持性质才出现了目前看来是长期的转变。90年代初，国防工业和研究型大学都感受到了联邦政府资金不断减少带来的压力。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担心国防开支削减将导致其基础研究预算减半。冷战后的科学组织会是什么样子目前还不完全清楚。1994年，克林顿总统发表公开声明，提出投入充足的研究资金以建设强大的高科技经济体，但他并未提出具体计划。
美国一直没有成熟且明确的科技政策；从一开始，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支持就体现了政治权力的扩大趋势。
注：本文摘自《美国科学史》（马克·罗滕伯格主编，刘晓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一书的＂美国联邦政府与科学＂，词条作者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景安（Jessica Wang），《赛先生》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