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的35岁危机是真的吗？
导读：人到中年，不免陷入对于年龄的焦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一个关于中美两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从历史和未来的角度，对中国是否存在“35岁困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或可提供一些参考。
最近两年，关于年轻人和青年这个话题的讨论就一直占据热门榜，许多带着“35岁”的话题标签接踵而至。在这些讨论中，往往有一个醒目的倒U型年龄-收入曲线，让我们看见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工人的收入较低，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并最终在达到收入峰值这个“黄金年龄”后开始下降。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年龄焦虑：不仅担心自己35岁后会开始走下坡路，还焦虑自己能否在35岁之前达到尽可能高的“顶峰”。
本文将通过介绍方汉明老师的一篇关于“年龄”的研究，重新审视一下被热烈讨论的“35岁困局”究竟是什么又为何产生，以及它和国家宏观的经济增长有什么关系。
这项研究讨论了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过去三十年的年龄-收入曲线，其中中国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微观数据库（UHS），美国的数据来自于美国人口调查数据（CPS）。
如果将收入最高的年龄看作“黄金年龄”，那么中国的“黄金年龄”近三十年来从55岁持续下降到35岁（图1）。这意味着过去我们能观察到劳动力市场中50岁的工人往往是所有年龄组中平均收入最高的；但现在30岁的工人有着最高的收入。而比较来看，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黄金年龄”从过去到现在则一直保持在50岁左右。
但是如果从收入的水平上来看，中国各个年龄段的收入都在大幅增长。这体现为年龄收入曲线的纵向上升，中国城市男性工人的收入在近三十年间增长了接近六倍，这和美国的收入停滞形成了鲜明对比（图2）。
需要认识到，上一节中一个时点观测到的年龄收入曲线只是汇总了不同年龄工人在特定时间点的收入，要想理解一个特定的群体在他们一生中收入会如何变化，还要从生命周期角度去看年龄收入曲线的变化。中国生命周期视角的年龄收入曲线和截面的情况完全不同。图3表明，在经济社会快速变革的过程中，年轻的队列不仅收入更高，他们的收入随着年龄增长的速度也更快。
但是在美国（图4），不仅半个世纪以来不同队列的人群有着惊人相似的年龄收入曲线，而且他们的队列年龄收入曲线和横截面的时期状况非常相似，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说明在这个稳定的经济环境中，一个30岁的工人想要预测他10年后的收入，只需看看现今一个40岁工人的收入就可以了。
为了解释中国和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差异，该研究提出了一个分解框架，将重复截面的年龄收入曲线分解为经验、队列和时期效应。经验效应是生命周期人力资本积累，体现个人在其生命周期中如何随着经验而增长的收入能力。队列效应是队列间生产率增长，体现一群工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相对人力资本水平。时间效应是特定时间的人力资本租赁价格，它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研究发现横截面面年龄-收入曲线中的“黄金年龄”本质上是由经验效应和队列效应之间的竞争决定的。当经验效应主导时，“黄金年龄”往往会变老；当队列间生产率增长占上风时，“黄金年龄”往往更年轻。
图5表明，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队列间生产率的增长非常迅速，队列效应在与经验效应的竞争中获胜。这可能是因为较晚的队列接受更多和(或)更高质量的教育，保持更好的健康条件，或具备更相关的技能，以使用最新的技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最年轻工人的这批工人的人力资本是50年前的两倍多。而美国工人的人力资本只增长了约20%。此外，时间效应的增长速度也高于美国。
这些分解结果可以和具体的制度和改革联系起来，看到中国的各项政策改革对分解出的各个要素演变的贡献程度。例如，可以假设，高考的恢复和1999年大学的扩招对中国的队列间生产率增长关系最为密切;加入世贸组织和国有企业改革很可能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租金价格。
相比之下，在美国，与经验的高回报相比，队列效应和时间效应都微不足道，这就导致黄金年龄较高。对于一个普通的美国男性工人来说，他在工作生涯结束时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将是他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所获得的人力资本的近4倍，而在中国只有2.7倍。
这种经验效应更强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工人的技能是多维的，不同维度的技能积累速度可能不同。可能较为发达经济体对认知技能的重视程度高对手工技能的重视程度，并且认知技能的积累速度快于手工技能。
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黄金年龄”经历了逐年递减的过程。并且生命周期和横截面的年龄收入曲线存在很大差异。而美国的变动却很小。
这一研究还利用分解方法来重新审视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中的几个经典应用。
首先是重新审视增长核算，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行估计。研究发现当我们调整人力资本数量的变化，不仅仅考虑就业人数，而是把单位人力资本的效率也考虑在内的时候，美国的TFP增长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其实很少，这与其他研究估计的同期生产率放缓是一致的。对于中国，1986年至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近60%，并且几乎所有这些增长都是在2000年以后实现的（图6）。
这项研究把劳动力按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进行分组，发现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两个群体在队列效应方面的差异在中国和美国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模式。在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跨队列的生产率增长很大，但高中毕业生的生产率增长甚至是负的。在中国，这两个教育群体在人力资本方面都表现出了跨队列的提高（图7）。
中国和美国出现“大学溢价”的原因也不同。在中国，大学毕业生工资溢价的上升既受到大学毕业生人力资本相对数量增加的驱动，也受到相对价格上涨的驱动。而在美国，大学人力资本和高中人力资本的相对价格实际上是在下降的。
大学毕业生相对于非大学毕业生的相对工资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相对人力资本数量，而不是相对技能价格（图8）。技能偏向的技术变革在“大学溢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大学人力资本的供给增长迅速，这原本将导致大学人力资本相对于非大学人力资本的价格急剧下降（图9中绿线）。但是由于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图9中橙线），大学人力资本的相对价格（图9中红线）在过去30年里在美国并没有下降得更多，而在中国反而有所上升。
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增长率已经显著放缓，许多学者都预计中国在“新常态”下增长率将趋同于与美国相似的增长率。这一研究也运用上述框架对未来年龄和收入的关系进行了简单模拟。表明如果未来30年中国经济确实放缓并趋同于类似于美国等更成熟的发达经济体的“新常态”增长率，预计队列效应和时间效应会开始均匀减速，达到零增长的平稳环境(近似于美国的情况)，经验效应固定在中国目前的估计水平。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横截面年龄-收入曲线中“黄金年龄”的年龄变化趋势将会逆转，从不断降低变为不断提高。“黄金年龄”将会从2010年的30-35岁左右开始将变老，到2035年也将达到45-50岁（图10）。
这一变化也类似于过去十年在韩国发生的情况。作者使用韩国劳动和收入小组研究(KLIPS)的数据，韩国在过去十年中确实出现了这种“黄金年龄”增长的模式（图11）。
这正是队列效应放缓的结果，使得“队列效应”在和“经验效应”的竞争中不再占据上风。韩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体现为1945年队列到1960年队列的队列效应特别大。在那之后队列效应的增长开始放缓，让位于经验效应的增长，“黄金年龄”又回到了年龄较大的人身上。
最后做个小小的总结：首先，我们如今看到的“35岁困局”只是一个截面的数据，和真实队列的状况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只是选定同期出生的人比较，收入其实一直都在上升，并不是截面数据中看到的那样存在“困局”和“拐点”。其次，正是这个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让年轻人拥有了更好的技能和人力资本，表面是“内卷的消耗”，实际上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带来了“一代更比一代强”和经济发展，“世界归根结底是年轻人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