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初，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袁星在《科学》的投稿系统中提交了论文。一眨眼，八九个月过去了，除了显示已送审外再无消息。其间，国际上陆续有相关研究发表，其中有一篇甚至还借鉴了自己此前的研究方法。袁星有些着急，忍不住给编辑写邮件询问情况，“如果《科学》觉得不合适，我们就撤回来”。
那段时间，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60年来最严重的骤旱，袁星希望这篇研究全球干旱的论文赶紧发表，以引起更多人对相关问题的重视。他甚至已经计划好，如果被拒，就立即投给发表速度最快的期刊。
投稿一年多后，袁星终于等来了好消息——近日，《科学》在线发表了团队的研究成果。他们利用全球土壤水分模拟和再分析等数据，评估了过去64年来干旱的演变情况。该研究发现，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全球干旱正在向骤旱转变。未来，在大多数陆地地区，人类要面对更快发生的干旱。《科学》将其选为同期亮点成果，并撰写观点文章进行评论。
科学家从产生想法到做出成果通常需要多久？对于袁星来说，这个跨度是10年。
2012年夏天，美国遭遇了50多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持续几个月的高温和干旱对生产生活影响巨大。此时的袁星入职普林斯顿大学不久，从事水文气候研究的他对这场旱灾格外关注。他想：人们应该如何分析这起干旱事件？是否应该称其为“骤旱”？“骤旱”到底该如何界定？当时，国际学术界对此看法不一，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描述指标。一年后，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严重干旱，多省份农作物受灾，饮用水供给出现困难。
袁星想以中国为例，尝试做些研究。2014年，袁星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正式开启了骤旱相关研究。经过两年的积累，他与合作者初步发现了中国骤旱规律：更有可能在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发生，如南方和东北地区；1979年至2010年间，骤旱发生次数增加了一倍。“我最初纯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做，没有想到这项研究意外引起了关注，这鼓励我们进一步探索。”袁星对《中国科学报》说。
2019年，袁星收获了一项“令自己满意”的研究。他和团队对中国骤旱历史变化进行了集合归因模拟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历史上骤旱事件有77%的可能性由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引起。不久，这篇发表于《自然-通讯》的论文就成为了“高被引论文”。袁星开始思考能否把样本数据扩展至全球，在全球数据尺度下进行分析。可得到分析结果后，他却迟迟没有投稿。“这只是一个重复性工作，没有实现大的突破。
”袁星说，他担心全球某些地区数据的缺乏，影响结果可信度。犹豫中，同行发表了全球骤旱论文，令他一惊。“我们正在做的，已经有人做出来了！” “是不是自己太保守了，或许不该畏首畏尾……”袁星心里嘀咕。这让他开始重新思考研究路径——如何能比同行的研究更进一步，以更宏观的视角看待骤旱问题。这最终成为团队新发论文的核心问题——在各项研究都表明骤旱频率增加的情况下，全球干旱是否已从缓慢发展的干旱向骤旱转变？
袁星团队的研究表明，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极端事件特别报告（IPCC SREX）划分的区域中，历史时期全球约3/4的陆地区域骤旱比例及干旱暴发速度均呈上升趋势。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使得降水的亏损越来越严重，地表的强蒸散发更强烈，最终迫使干旱暴发速度越来越快，由缓旱转向骤旱。未来，这将会给干旱监测、预报与防御等带来新挑战。
全球干旱从缓慢发展的干旱向骤旱转变的猜想被证实，袁星的喜悦、信心、期待都来了。从研究生阶段算起，袁星已经陆续发表了120多篇研究论文，可给《科学》投稿，还是人生第一次。当研究“长跑”只剩下最后10%时，袁星和团队成员——硕士生王钰淼、副教授季鹏全力冲刺。两位合作者停下了手中所有的工作，一头扎进了这项研究。那段时间，“实验-反馈-讨论-实验”的循环周期甚至被压缩到了分钟。
“我们每天会讨论十几、二十多次。”袁星说。面对审稿人“用不同数据集来验证模型和结果”的建议，有时袁星甚至会隔半个小时问一次进展。毕竟，每个数据集的验证结果，都可能让结论失效。一个多月的修改过程中，袁星的担心与信心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直不停地摇摆，最终，信心的那端稳稳落实了。事实证明，研究结论完全可靠。
回想起整个研究历程，袁星感慨道：“最初只是一个不成形的想法，研究方向也不明确，常常是这里做一些、那里做一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慢慢提炼出一些科学问题，进而展开研究验证。可见科研还是要有主见，光跟随别人的脚步是不够的。”事实上，袁星是敢于突破的人，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然后又迁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袁星愿意“跳出舒适圈”。
用他的话说，这是作为湖南人的“霸蛮”精神，“既然已经作了决定，那就往前走，坚持下去，总归能做出些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