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马皑，很高兴今天来到“格致论道”。道可道，非常道。大家也都知道，有正道，则必然有邪道。恭喜各位都是走着正道的人，而我是沿着“邪道”在走的人。
我研究的是犯罪心理学，一个令许多青少年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同时也是许多影视作品特别追捧的题材。但是大家要知道，犯罪是一种罪恶，罪犯要受到惩罚，因为他们用伤害别人的利益，甚至危害生命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正是由于“为什么明知道会杀头，还偏偏要去做？”的疑问，支撑着我对犯罪心理学进行了将近40年的研究。在这里，我就讲一讲研究犯罪心理学、越轨社会学的基本经历，同时其实也是在讲我国犯罪心理学的发展。
请大家注意两个主题，一个是我们对犯罪的人怎么看；第二个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了解和知道，他们是什么类型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我对犯罪心理学、包括罪犯的认识，还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的。我的青少年时期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由于我是在工地中学成长的，所以古惑仔、砍人、打架、盗窃是我的“选修课”。
曾经有一次，就在我身边5米的地方，一个正在劳动的我的同班同学，被外校一个学生用鹰嘴锄狠狠地击打后脑，成了终身的植物人，作案的人好像被判无期徒刑。我还参加过上百人规模的打群架。工地的孩子打群架有一个特点——都是自制的工具，包括各种火铳，今天的年轻人是想象不到那个场面的。为了能够不受别人欺负，我也曾像这些古惑仔一样，跟所谓的三个大哥一块儿混过。其中有一个大哥后来因为强奸罪被判处了死刑。
在我青春期的时候，那些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就是我的同学，我更多的是欣赏他们的那种范儿和胆量。
到了大学以后，我因为好奇，拼命地看了各种案例。再有机会让我能够亲身跟罪犯近距离接触，就是1983年的严打了。当时我在河北唐山路南区法院当法官。当时全国的严打就是从河北唐山开始的，年纪稍大一点儿的观众都知道“菜刀队”这三个字。而我担任审判长一共审了12起案件、28个犯罪嫌疑人，其中有两个团伙就是“菜刀队”。
跟这些罪犯的接触让我产生了恨。有一名50多岁的教师，对一年级、二年级的小姑娘下手，11个女孩被他长期猥亵。我就想，这种罪犯还是人吗？同样让我记忆犹新的有一对兄弟，是流氓团伙犯罪的主犯。一位21岁的是我审的，一位25岁的在另外一个组，被判处了死刑。而21岁的在审讯、审判的阶段，完全不把公安、检察院和法院放在眼里，而且用自残的方法对抗。
当时我就想，这些罪犯明摆着藐视法律，甚至把我们都不放在眼里，一定要严惩。但在宣布死刑缓期执行的时候，他一样尿了裤子。21岁其实也就还是个青少年，当时我就觉得，幸亏没在青春期的时候去学习所谓的大哥范儿，否则下场可能也是如此。在这个阶段，我们对罪犯的态度更多的就是一种恨，一种以惩罚为目的的反应。
1984年，我的导师罗大华教授让我留校，直接留在了犯罪心理学教研室。
留在教研室以后，我很快就参加了全国犯罪心理学师资培训班。培训班上的都是第二代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者，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黄埔军校”。经过六个月的学习，我才从原来仅有法学知识，开始接触到心理学。大家要知道，怎么看犯罪有变化，那么，在如何了解犯罪的方法上就更得有变化。从师资培训班出来以后，我又到了北京市监狱，开始“二进宫”犯罪研究。一待就是四个月，每天和各种犯人打交道。
这样每天的接触，有点颠覆我原来对他们那种“恨”的态度。他们规规矩矩、唯唯诺诺，有许多长者还特别和善，特别能讲道理，也有不少人有着比较高的文凭和学历。所以这些犯罪人似乎也不完全像是我所想象的，或者公众所害怕的那个样子，他也许就像我们隔壁邻居一样简单。
在北京监狱做了几个月的调查以后，我对犯罪人的看法又产生了疑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做出那么多法律所不允许的、伤害别人的事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犯罪高发，我国就有了多学科、多角度去研究和探讨犯罪的社会需要，这成了犯罪心理学这门学科发生发展的大背景。但是最初研究犯罪心理学的这些先辈们：罗大华、何为民、林秉贤、邵道生、方强等，他们大多数都是法学和教育学背景，真正有心理学背景的老师很少。那么，用什么方法能真正了解一个人是什么类型，他会怎么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用的方法就是笨办法：一个一个工读学校地访、一个一个家庭地谈。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访谈、写各种调查报告的方式。这解决了我国最初既缺少研究犯罪心理的人才、又缺少方法的紧迫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