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先父的百岁冥辰，我已年过六十，回首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无论在学术上和处事为人上都深受先父的影响。我在数学上或有异与同侪的看法，大致上都可溯源于父亲的教导。我在这里述说我少时的经历和当日父亲教导我的光景，或可作为诸位的一个参考。
我父亲丘镇英在广东省的蕉岭县长大，蕉岭县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县，毗邻的梅县则为大县。两县居民以客家人为主，我母亲是梅县人，所以我们家中以客家话交谈。我的祖父丘集熙曾做过丘逢甲的幕僚，并创办学校和行医。祖父早逝，家道中落，赖四伯艰难苦撑，教先父成人。
我父亲幼时好读书，除经史外，亦饱读群书，又好创作，酷彷骈体，吟风弄月。父亲年幼时亦受祖母影响，受佛、老庄影响甚深，多游侠观念，后受西方哲学家卢梭和斯宾诺莎之思想薰陶，言行则学曾国藩，而梁启超之著作亦影响匪浅。
我的外祖父梁伯聪是前清秀才，在梅县中学教书，诗画都属一流，门生众多，父亲和母亲结婚时，他赠送我父亲一首诗：
「能使欧公让出头，眉山原不等庸流，……」说的是欧阳修在苏东坡出身时赏识苏东坡的事情，可见父亲当时的文采。
父亲毕业于厦门大学，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年青时以抗日为志，曾读军校，以身弱不克完成军训，遂从政。抗战胜利后，成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潮汕区的委员，因清廉而屡得奖赏。
我在1949年四月出生于广东汕头，父亲继承家中传统名我为成桐，字我为凤生。1949年十月初，父母亲携带一家七口和外祖母一家坐渔船到香港，留下了由母亲用父亲薪水投资得来的一些产业。父亲决定在元朗定居，当时以为很快就会返回汕头，并没有作长久的打算。他与朋友合资创办了一间农场，以维持生计。其实父亲对农场并无经验，只是听从朋友的建议。但是开农场并不简单，过了两年农场就倒闭了，家中大困。
父亲每天到香港岛祟基书院去教书，当时崇基还在港岛。父亲由凌道扬博士安排，在崇基教经济、地理，他又跟从陈树渠创办香江书院，教文史哲。当时教授的薪俸以钟点计，少得可怜，上班要坐脚踏车后座到元朗市搭乘公共汽车，再坐渡海轮船过海然后再坐公共汽车，单程就须要一个半到两个钟头，所以总是到了晚上才能回到家里，晚餐后已经很累了，还要准备讲义。
在李屋住了一年多，因为离元朗市区太远，我家迁居到一间比较近市区的独立小屋，旁边有农民用来晒牛粪的小广场，风一起，牛粪满天飞，所以我们叫这间屋为牛屎屋。在农村生活虽苦，我们一家人倒是乐也融融。我自造风筝来放。母亲养了鸡，我和哥哥则到田里和小池塘钓青蛙来喂鸡。有时也到河边钓鱼，或到田里掘农民剩下的地瓜。
我五岁时，父亲决定让我去读小学一年级，先去报考公立小学。
考试题目很简单，每个学生都要写从1到50的阿拉伯数字，但是我自作聪明，认为中国书法从右到左。所以我写这些数字时，也从右到左，结果考试不合格，上不了这间公立小学。于是到一间乡村小学上学，每天单程要走30多分钟，母亲坚持我带雨伞，由于我当时身材还小，带了雨伞就像一个冬菇，所以姊姊们叫我做「冬菇」。当时的生活实在很苦，父亲去上课，母亲尽力去找手工做，找不到工做时，早上不知道晚上有没有吃的。
在元朗这五年间，我妹妹成琪和弟弟成栋相继出生，加上父亲的养女，一家十口。晚饭能够有肉食，就算是很幸运了。家虽穷，父亲每年岁末三十必祭祖，让我们记得我们祖父母们建立的家庭传统。我家有个很特别的传统，我祖父不希望后人做状师，因为做状师要把持公正，并不是容易的事，做得不对时，往往会伤天害理。
我每天上学从家里到学校要经过外婆家，外婆和姨妈住在一起，有一次我路过她家时，外婆叫我中午到她家吃饭，说有好东西吃。结果吃中饭时，外婆提供的是白饭和酱油，到如今还记得外婆满足的笑容。我小时候身体弱，早上到学校时，总有一大群乡村儿童欺负我。有一次他们甚至向老师诬告我。老师信以为真，使我无端受到老师惩罚，我因此受惊得病。
1954年，凌道扬博士和父亲说服了马料水的丘姓客家人让出他们的西洋菜田给崇基学院办学。我们一家人也搬到沙田排头村居住。搬家时，我们坐货车到了沙田。从沙田一间寺院租了一幢房子的第二层住，沙田风景与元朗大不相同，在爬上半山时，山上有岩壁，泉水涓涓而流，山壁上的芒箕别有一番风味。
我们住的地方叫做英霞别墅，长满大树，有荔技和李子树，开始时我们觉得很新鲜，以后才发觉住宿阴暗，容易生病，珂妹却在此时出生，因为妹妮姊已经嫁人，家中还是十口。
在这一年，姊姊、大哥和我都到大围的沙田公立小学上课，我读二年级，每日背着书包走路上学，觉得很累，往往走到半路时不肯走了，斗脾气，父亲总是叫三姊扶我回家。大哥比我听话，但是突然生病，时有发烧，看医生也没有发现毛病是怎样产生的。过了十年后，才晓得是脑瘤作怪。
在沙田排头村住了一年后，父亲又决定迁居到沙田下禾輋的龙凤台，此地靠山面海，环境舒畅。我们的房东叫余福，住在房子一楼的右方，共两房一厅，面积不大，一家十口住在两个房间里，确是挤拥。刚开始时，孩子们还小，倒也亲密愉快，在这里住了七年，可以说是我童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
我们和邻居相处和睦，住在我们隔壁的一家姓周，他们有两子一女，我们叫他们八哥、九哥和港珍。楼上亦姓周，我们叫他们夫妇做大周哥、周大嫂。我们刚到时，他们有三个女孩，以后则多了个男孩，他们找了我父亲替小男孩命名，叫做周基典。过年过节时，所有小孩一齐联欢，甚为热闹。中秋节则吃月饼、玩灯笼，过年则送红包、放鞭炮、烟火、玩纸牌、状元游街等游戏。九哥、哥哥和我年纪相约，常在一起玩耍，有时打波子、捉迷藏和爬山。
沙田公立小学在大围的一个小丘上，我们每天一早沿火车路走到沙田火车站，再坐公共汽车上学。当时公共汽车每程需一毫子，有时我们就沿着火车轨走路上学，省下的钱可以买雪条吃。到如今，龙凤台六号仍然是我一生最怀念的地方。在这里有高大的凤凰木，夏天开着火红的花朵，有青葱的竹树、松树，还有高大的白玉兰，春天时在翠叶丛中长满了洁白如象牙般的花朵，芬芳而美丽。
从小学开始，父亲教我们念唐诗宋词，从简易的开始，我们在山上朗诵这些诗词古文，看着大自然的景色，意境确是不一样。那时候家境穷，但是渴望读小说和课外书，记得隔壁八哥家有一位叫做沈君雄的年青朋友到他们家住了一个多月，他从南洋来，热爱共产中国，要回国服务。
他留下了一大堆书籍，其中有种种不同的演义和章回小说，包括《说岳全传》、《七侠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还有鲁迅先生的短文，八哥送了给我看，我看得津津有味。
为了弥补我读课外书的不足，父亲买了一些国内外名著，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安徒生的童话、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话、歌德的《浮士德》等书籍给我读。他还向我们解释这些书籍的精义，读《西游记》就提到意马心猿的意思，读《水浒传》则提到农民的艰苦引致农民革命等等事情。
从九岁起，父亲要我们每天习毛笔字，临柳公权和王羲之的帖，当时我们邻居几个年青人每个星期聚在一起，比赛写毛笔字，由父亲做裁判。我还小，没有资格参加比赛，在旁边观赏，觉得这种有益身心的比赛很有意思。父亲又开始教我们念古文，由浅入深，开始时念〈礼记檀弓篇〉嗟来之食，又念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回想起来都是跟做人和读书有关的文章。
父亲去世后，我们家穷困得不得了，不断要对付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吃「嗟来之食」，至于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则是我历来读书的习惯。有浓厚的兴趣去读书，最为重要，即使开始时不求其解，在时间的积累下，慢慢也「解其中意」了。
我这时长大了些，也能够替父亲送信或送礼给他的朋友，钱穆先生是新亚书院的校长，他住在西林寺附近，父亲有时从沙田火车站走到他家里聊天，我站在旁边，也学了一些历史和哲学上的知识。钱师母对我们很好，过年时除了给我们红包外还送礼，有一次送了我们一个猪头，真是别开生面。
常有来往的教授有钟应梅和王韶生等，王教授替父亲著的书《西洋哲学史》写了一个书评，对父亲的思想极为推崇。父亲来往的朋友里，还有寺院里的和尚，父亲喜欢和他们讨论佛教的哲理。
当时崇基的学生有不少到家中和父亲交流，交谈的内容包含西方哲学、儒、道、佛等中国思想的融合，父亲尤其推崇王阳明的学说，也论及近代科学的思潮，常来家里的学生有何朋、傅元国、黄沛雄、李伯荣、陈耀南等，他们和父亲的交情很好。伯荣先生家里环境不错，还在经济上帮忙父亲。在那个时候我们兄弟姊妹渐渐长大，居住的地方已经不够用了，父亲相中了附近一块可以建筑的地方，伯荣兄愿意借钱购买此地。
父亲以为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温姓邻居却要求父亲送他茶钱，父亲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他就带了一个比较有钱的商人，在投标时将那块地买走了。
我们在客厅里摆了一个吃饭的桌子，吃完饭后就要赶快清理出来，一同坐在那里念书，父亲的书桌则到旁边，他一边看书，一边看管我们。他将一个大书架放在他的书桌上，我常爬到他的书桌上看书。有一次看到一本书叫《文心雕龙》，以为是武侠小说，打开来看后，不觉大失所望，不过以后我倒是看了这本书里面很多文章。
我的大姊在读中学二年班时，得到奖学金到英国念护士。而二姊则到澳门一间中学寄宿。当时澳门一个姓曾的中学校长，在汕头时欠了我父亲一大笔钱（有五万元之多）无法偿还，他就请父亲送孩子到他的学校住宿，不收学费，结果二姊在澳门染病，回家两年后去世，看着二姊憔悴而逝，心中实在悲哀，父亲哭得很伤心。
穷困的痛苦，是当时读书人共同的问题。
父亲评论黄仲则的诗「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寒衣未剪裁」时，说这是描写穷困最赤裸的一首诗。我们小孩子没有好的衣服穿，比不上同学，觉得惭愧，却不知道父母的心情。小学二、三年级时，我喜欢玩，书读得不好，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叫吴汉，在三年级学期结束时，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走，碰到我的三姊，吴汉很高兴的跟她说，你弟弟考得很好，比我高分，回家后却给我父母亲大骂了一顿，因为我名列班上36名。
我进入培正中学，原来这一年政府官校学位不够，所以将考生分两等，头等入官校，次等则考生自己找私校，私校愿意接收则由政府提供所有学费。我哥哥已经进了巴富街中学，是官校。我父亲却需要带着我到处奔走，找一间愿意收留我的私校。第一所就是培正中学，当然这是名校，不容易考取。
我们家在沙田，培正中学则在何文田的窝打老道，我们每天走到沙田火车站坐火车到油麻地的火车站，再走路到培正中学上课，总共要花一个多钟头。火车每小时一班，赶不上火车，则坐巴士，经过城门水塘，绕着山路，花很多时间。学校八点半上课，准时到校没有问题，但是下午课由一点到两点半。火车在三点钟由油麻地车站出发，往往要赶火车，赶上后在火车上气喘连连。
刚开始到培正上学时，由母亲做中午饭带到学校吃，往往给同学讥笑，以后就在学校门口的茶餐馆吃干炒牛河，一元一碟。在读一年班时，小舅和妮姊结婚，住在学校旁边，有时到他们家吃饭省下一些午饭钱，这事情最后给外婆知道了，和母亲诉说小舅家也很穷，以后就不敢再去占便宜了。
在念中学第一班时，乡村孩子的野性未改，班主任叶息机老师在我手册上的第一段评语为「多言多动」，第二段评语为「仍多言多动」，第三段则为「略有改进」，可见我上课时并不安静，父亲不见得很开心，由二姊来管束我。
这一年我最头痛的是英文、音乐课和体育课，英文还刚开始学，勉强过关，音乐就真的不行了。纪福伯先生教音乐，每课必点名学生站起来唱一首歌，往往找最差那一名和班上最好那一名，最差的是我，最好则为宋立扬兄。我唱歌会严重走音，而且根据我三姊说，每次走音的方法都不同，无可救药。
1961年秋，我们从白田村迁家到火炭的拔子窝。那个刚盖好的小屋居住的面积很小。我一个人住在阁楼上，要用梯子爬上，地方刚够躺下。夏天时常有蜈蚣光顾，水是从附近的小溪引来的山水，灯则用煤油点的灯。厨房是农村式的，大锅放在灶上用柴草烧饭。家事大部份由母亲和大妹承担。母亲每天要到市区买菜，拿着很重的食物和家庭用具，长途跋涉，真是不易。
对我来说，读书不成，便无退路。每当看到母亲眼中的期望，她辛苦的为我们工作，岂能无动于衷，母亲从不罚我，父亲却会用藤条罚我，但是他罚我的时候，却于心不忍。
父亲去世时有一幅挽联说：「亡尚有风规留梓里，哲人其逝，空余热泪洒桐棺。」我想父亲的热泪未有空流，遗爱尚在人间。谨作〈忆江南〉一首：「百年梦，苍海月明中，还想旧时慈母泪，师友如磐父爱浓，世代守儒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