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门海面翻腾的中华白海豚，人类对水生动物的了解远远不如陆生动物，有些水生物种的灭绝进程甚至悄无声息。中华白海豚如何避免重演长江白鲟、儒艮这样的消亡悲剧，逆转危机，或许已没有多少试错的余地。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让人类活动强度史无前例地减少，原本繁忙喧嚣的珠江口航道同样变得平静，此处的中华白海豚种群却因此获得一段喘息的机会，不仅出现频次增加，后续更录得比十年前更高的出生率。然而，更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表明，中华白海豚濒危的趋势并未根本消除。
中华白海豚在分类学上归为哺乳纲/鲸偶蹄目/海豚科/驼海豚属。主要分布于太平洋西部、印度洋东部沿海，且背部有驼峰状的隆起，因此又名印太驼海豚。
在我国则分布于东部南部沿海。在2021年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出台之前，中华白海豚是我国海豚类动物中多年来唯一冠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头衔的独苗，也是濒危野生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中的I类物种，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将其定为易危等级。论珍稀程度，可谓“海中大熊猫”。
中华白海豚喜欢跟随人类船只进行觅食活动，以及做出追逐腾跃等玩耍行为。
对野生动物而言，过于靠近人类并不是好事，这些生活习性在赢得人类亲近喜爱的同时，也为其生存埋下了隐患。国内外仍有许多资料将中华白海豚与广义的驼海豚属混淆，最西端的分布地往往出错。例如一些大众常见的百科站点，将其分布区域描述为“西太平洋、印度洋沿岸以至南非”。
但事实上，中华白海豚分布地并未越过印度次大陆最南端，仅位于东印度洋-西太平洋沿岸，西起孟加拉湾东岸，自安达曼海贯穿整个东南亚海域，北至中国中部长江河口。
过去几十年间，学术界对驼海豚属内分类认知始终在变动，上世纪90年代甚至仍将南非沿海的驼海豚种群视为中华白海豚。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分子分类学的进展，当前最新的结论是包含四个物种，且中华白海豚的西向分布至多到达孟加拉缅甸一带沿海。
至于印度东岸和孟加拉之间的是哪一种驼海豚，由于当地研究资料所限，目前存疑。该区域可能存在印度洋驼海豚与中华白海豚的若干重叠分布，也可能存在尚未明确地位命名的驼海豚属内第五个物种。
这样的争议在水生珍稀动物中并不鲜见，它不仅反映研究力量的缺失，更折射出保护覆盖的不足。
谈起中华白海豚的生存状况，专门从事鲸豚研究的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李松海不无感慨，“印太沿岸几乎全是发展中国家，在科学认知匮乏以及项目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谈何有效保护。”事实上，整个驼海豚属都位列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大西洋驼海豚（CR-极危）和印度洋驼海豚（EN-濒危）都比中华白海豚更为稀有。
前者分布于西非沿岸，后者分布于东非至印度西岸，这些地方的种群数据缺失成为常态，至今仍有大片的研究和保护空白。
据估计，全球现有中华白海豚数量可能约为13000-16000头，其中4000-6000头分布于我国。过往资料一般认为我国有厦门九龙江口种群、台湾西海岸种群、珠江口种群、雷州湾种群和广西沿海种群等几个主要的地方种群。但近年来研究显示，海南三亚一带海域也存在着一个数量庞大的种群。
中华白海豚的历史分布是较为广泛的，在中国海域曾经为连续分布，但如今已呈明显的斑块状分布。对于中华白海豚这种定居型物种而言，也就意味着种群封闭度较高，难以实现基因交流，目前已在国内多个种群间两两检出显著遗传分化。
中华白海豚可以被视为衡量海洋生态环境的活指标。但当前中华白海豚面临着若干生存分布地与种群之辨令人担忧的生存现状问题，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栖息地衰减、人为活动干扰、种群退化。
现代工业化进程极大压缩了中华白海豚的生存范围，诸如围填海工程、工业排污、海上交通及渔业捕捞等活动，导致了近海渔业资源快速衰退，使其面临食物短缺的隐忧。大量的海洋塑料垃圾增加了中华白海豚的摄食风险，像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PCBs（多氯联苯）这样的有害化学成分，以及铅汞等重金属，也会在体内富集，成为致病因素之一。
如前所述，中华白海豚活泼近人的性情及其近岸摄食偏好也为其带来了各种意外，“船舶碰撞、渔网缠绕甚至是螺旋桨击打等情况屡见不鲜，”郑锐强表示，“一些白海豚体表可以看到累累伤痕。”另外，中华白海豚搁浅事件数量始终居高不下，据珠江口中华白海豚保护区统计，2003年至2019年该保护区共处理各类鲸豚案件230起，中华白海豚占其中186起。各式各样的意外，在实质上反映了海洋资源的结构性匮乏。
目前的海洋保护区对中华白海豚栖息地的保障覆盖尚有缺缺，而海岸工程的规划往往对其生存问题考虑不够。据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对外公布的数据，自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建设以来，方案屡经优化调整，约有3.4亿元花在中华白海豚保护相关项目上。短期来看，工程实现了中华白海豚“零伤亡、不搬家”的目标，但长期及间接影响尚有待观察。显然，并非所有的海洋工程都能像港珠澳大桥那样，为保障中华白海豚的生存做出努力和让步。
2017年，长隆集团计划大兴土木，在珠江口的珠海富祥岛填海35公顷来兴建娱乐设施，所幸该项目遭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及时叫停。更值得担忧的是，除了上述客观因素，中华白海豚还面临着种群衰退的问题。出于较高的定居恋地性，一些种群若成员数量十分稀少，在缺乏对外基因交流的情况下基本摆脱不了消亡的命运。
典型如粤东汕头沿海的种群，据2021年统计仅剩13头，如此尴尬的基数具有多少存续发展能力，不禁要打上大大的问号。从遗传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情况更加不容乐观，研究表明中华白海豚的单倍型多样性和核苷酸多样性较低。
将视角拉长到百万年尺度，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看到了漫长的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它们的演化史——在100万年前冰川期海平面下降时，中华白海豚遭遇了种群瓶颈，种群数量骤减；到了四万年前的晚更新世，气候回暖海平面上升时，种群则在随海岸线迁徙的过程中分化出孤立的亚群体。某种程度上，作为小型鲸的演化代表，中华白海豚的扩散模式已为如今基因库规模之狭小定下了基调。
李松海向《知识分子》介绍，如今区域数据库之间的交叉比对表明，国内多个地方种群之间没有发现重复个体，即未发现种群之间的个体交流，可能均为与种群外无交流的封闭种群。值得注意的是，鲸豚的社会关系普遍发达复杂，往往在种群内部还存在着社群这样的亚结构甚至次级结构，这点即使是在厦门九龙江口这一数量不到70头的小型种群内亦得到体现，个体识别数据库显示该种群可被划分为两个关联度极低的社群。
更遑论全球规模最大的珠江口种群，中华白海豚数量多达2000头以上，其分布于珠江口东西两侧的亚群体亦处于较低的交流水平，这样的疏离关系特点显然不利于基因库丰容。
有足够多的不利因素让我们为其未来充满忧虑。事实上，若单纯从整体看待中华白海豚这一物种，它在IUCN红色名录仅被评估为易危，并没有达到濒危等级。“但如果对单个种群的濒危程度进行独立评估，那么部分种群早已处于濒危甚至极度濒危的境地。
”李松海表示。不难看出，中华白海豚的生存孤岛化已成为明显的危险信号，不少研究都指向了恶化的发展趋势。台湾西海域族群已被列为最高的极危等级，而生存环境稍好于闽粤种群的广西三娘湾种群则经历了快速衰退，2015年至2019年之间的数据建模表明，种群数量在5年内下降了近三分之一。
即使是相对庞大的珠江口种群，其数量也以每年2.46%的速率在减少，照此速度，在未来50年内超过一半的个体将会消失，超过七成的个体会在三代内消亡。
但与上述研究结论矛盾的是，若将视角转向大众舆论，可发现近年来中华白海豚似乎成了多省市海域的常客，不少幸运者发现并拍摄了它们的身影，在网络上经常能见到“某地出现罕见中华白海豚”这样的消息，引发热议。
例如闽台地区的中华白海豚，一般在农历三月东北季风减弱后提高活跃度，这一时节恰逢妈祖诞辰前后，中华白海豚在海面的腾跃嬉戏宛如为妈祖祝寿，渔民遂将之视为海神敬奉，“妈祖鱼”一名便由此而来。在近二三十年种群缩小的背景下，中华白海豚分布地仅限于九龙江口厦门金门海域，泉州湾已难觅踪影。然而这几年来的春夏季，泉州个别海域又重新出现了白海豚活动迹象，当地渔业人员感慨“三十年失而复见”。
在某搜索网站查询，可见大量关于中华白海豚现身的资讯，更有甚者，2021年4头老年中华白海豚闯入大连海域，刷新了中华白海豚活体观测的最北端记录。面对诸多事例，公众往往认为这是海洋生态趋好的一个信号，毕竟国家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加大环保投入，在社会经济向绿色环保转型的推进下，中华白海豚的频繁现身似乎是一种必然。虽然大家的初衷良好，但在事实上，中华白海豚的出现频次增多，并不能表明其生存状况好转。
对此，郑锐强有自己的看法。如今带有摄像头的手机已是人手一台，任何资讯都极易在短平快的网络上产生裂变式传播，加深公众印象。最重要的是，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主要集中在沿岸海域，与人类足迹高度重叠，由于近海渔业资源日趋枯竭，中华白海豚食物减少，迫使其转移并扩大的摄食搜索范围。
例如南澳海域多见中华白海豚，是因为该地在紫菜丰产季节容易吸引鱼群，进而吸引中华白海豚前来觅食；此外一些河口地带是鱼类密集产卵之处，也是中华白海豚的天然食堂，不少民众拍摄到的照片视频，正是在这类地方。而泉州一带（围头湾、南安石井等地）中华白海豚的出现频次增加，不排除系厦门种群的东部社群遭桥隧工程、围填海工程干扰后的延伸迁移。
不可否认，海洋环保工作的持续推进着实取得了一些成果。
至今我国已专为中华白海豚设立了7个自然保护区，包括厦门和珠江口这两个国家级保护区。2018年，中华白海豚保护联盟将每年农历三月廿三（妈祖诞辰）定为“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近年来，多家研究单位依托照片监视系统及人工智能算法，建立起了若干个体识别数据库，并利用神经网络建模等方法对中华白海豚实施高效监测。
多种保护措施确实为中华白海豚的生存筑起了一道道防线，但海洋生态环境是否得到根本好转，是一个较为庞大的命题，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差异，难以一概而论。谨慎的结论，哪怕可能促成焦虑情绪，都比盲目的乐观更有利于生态修复工作。
非专业人士的认知误区尚可理解，然而个别研究项目出于调查方法不够科学、样本容量不足等原因，甚至是基于利益分配导致的数据共享问题，也促成了若干片面结论。“故事和情怀都是随口说说，稍加修饰就可以了。”郑锐强坦言，“但数据不会撒谎，无论多少，它都在那里。”
虽然中华白海豚自身具备许多生存弱点，较弱的繁殖能力拉长了种群补充周期，不利于增长壮大，但这绝非导致其数量减少衰退的主要因素，人类向海洋无节制的索取活动才是首要原因。可以说，中华白海豚的濒危与白鱀豚的灭绝，都只是水生珍稀动物艰难现状的冰山一角。
在我国传统地面种植农业高度集约、城镇化持续推进的现代，许多远离人类的陆生动物迎来了喘息的机会，如东北虎、云南亚洲象等都有跨过危机的复壮可能，更不用说从7只增长至7000余只的朱鹮。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对海洋特别是近岸海域的开发趋势，仍未见顶。“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规模效应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更加明显。
近岸海域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重要索饵场和栖息地，粗放的产业发展模式十分常见，”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室副主任朱祖浩告诉《知识分子》，“不必说围填海、水下炸礁、工业排污等活动，即使是生态系统一些微小的动力变化，都会对海洋哺乳动物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在运作周期漫长的生态修复工作与种群消亡的竞速赛跑中，往往有些旗舰物种等不到最终的曙光。
在过去，中华白海豚的生存只取决于物竞天择的自然力量，而未来的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的科学认知。而形形色色的信息缺口所带来的错估、误判，无疑将影响一系列决策。在基调乐观的宣传资料与严峻的研究结论形成的矛盾面前，应该基于何种认知去开展保育管理工作？这个问题并不复杂。“种群灭绝其实很常见，”郑锐强如是说，“但面对它的社会勇气，比粉饰太平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