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年前的今天，中国派出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生出洋去“师夷长技”。九年后，由于清政府认为留学生有为西方风俗“流弊所污”而违逆祖制的可能，中断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举措。但这些未能大学毕业的年轻学子日后还是扮演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角色。
1872年8月11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中国第一批公派留美学生在陈兰彬和容闳的率领下，从上海启程，远涉重洋，奔赴美利坚，放眼看世界，开启了东方古国艰难的近代化、国际化之旅。
尽管九年过后，这前后四年四批共120名第一代官费留美幼童大都还未完成学业就因恐被“西化”之忧而被清廷全部撤回，但走出国门、西学为用、拥抱世界的种子在那一天终于播下，对一百五十年来中华民族华夏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中国近代开始觉醒、现代艰难前行到当代飞跃进步的历史进程，影响极其深远。
中国人留学域外、深入异邦并非仅从一百五十年前官派留美幼童才开始。事实上，远在东晋时期，法显和尚就以花甲之年西渡流沙去了印度学习佛教，历时十五年回到祖国。而唐朝贞观三年，玄奘高僧前往天竺研习佛学，十八年后返回长安，获太宗接见。他将带回的657部梵文佛经译成中文，并著有《大唐西域记》。他的名字和传播佛教文化的丰功伟绩，令后人赞叹。
近代中国人的海外留学大概起源于清朝初期。
在其之前的三四百年间，由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口述而成的奇书《马可·波罗游记》，向欧洲展示了他号称亲身经历的中国元朝的风土人情，激发起西方传教士或冒险家对东方古国的极大兴趣。
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英国人伟烈亚力等大量欧洲基督教教士于明清两朝来到中国，在传布上帝旨意的同时，也传播了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而蓬勃兴起的欧洲近代科学和技术，帮助中国皇朝修订历法，并和中国学者如徐光启、李善兰等人合作翻译了西方的重要科学经典。
第一次跳出神学范围出国求学的中国人是生于广东的容闳和黄宽。1847年1月，他们由就学的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牧师带去了美国。这是近代中国严格意义上的“负笈海外”。两年后，他们从美国麻省孟松学校毕业，黄宽由香港教会资助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学医五年，成绩全班第三，成为中国第一位留欧博士。
容闳后来的名气更大，被誉为“中国留美第一人”。他考入耶鲁大学，五年后完成学业，成为历史上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亲身体验到东西方发达程度巨大差别的他毅然回到贫困的祖国，成为洋务运动领袖之一曾国藩的智囊和“外事顾问”。1868年，容闳向官府正式建议选派幼童出洋留学。然而朝廷上下奉若神明的“中学为体”观念，使得他的远见卓识没能很快被上层理解。
1881年，大清国决定分三批召回所有留美学生。120人中除了三人病亡、中途辍学者约二十人及二人“抗旨拒归”外，剩下的共94人被迫学业半途而废，凄然返国。令人痛心的是，当这些大洋彼岸二十岁左右的中华男儿回到祖国时，既没有政府官员的码头迎接，也没有久别亲人的熟悉面孔，只有独轮车将他们拉到海关道台衙门。
然而，留美学生被迫回国后不到十五年，自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中国另一个大耻辱发生了。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于小日本，李鸿章只好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几年后，八国联军入侵京津，镇压义和团，导致《辛丑条约》的签订。此时，近代中国在昏庸无能的清政府统治下已经日薄西山，马上就要走到寿终正寝。
1908年，美国国会决定将半数多余赔款以“用于教育”之形式归还中国，资助学生赴美读书。1909年，“庚款留美”这一影响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崭新事物登堂亮相，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1911年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的留欧学子回到祖国，但相当部分的留美学子却由于各种原因待在了国外。根据美国“美华史记”系列文章之一《中国留美学生的归去来兮：变迁（1947-1957）》所述，解放后直到1957年1月，约有1200名留美学生回到祖国，但还有4000余人留在那里。
一百五十年来的留学实践告诉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留学生不仅是一批追求学问、砥砺前行、富有朝气、满怀理想、成就斐然的青年才俊，更令人赞叹的是他们从未忘记是炎黄子孙，帮助祖国强大、人民幸福永远是他们心中的热望和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