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工程类研究生的培养与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并没有太大差别，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这也是“工科理科化”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学生的导师可能都没有亲自做过工程，甚至连图纸上的问题都发现不了，指望这些老师和学生亲自解决实际问题，显然是在为难他们。高校教师基本属于“校门来、校门走”，虽然很多人有留学背景、基础知识扎实，但对工程问题的不了解成为了他们的最大短板。
可以采取包括校企合作、“双导师”等在内的不同方式，但这些方式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以“双导师”为例，企业导师必须真正进入培养体系中。不过如此一来，问题又出现了……当前，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有目共睹。基本功扎实、富于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工科优秀人才必不可少。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高校工程教育的某些领域，依然存在着知识体系创新和课程内容落后于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情况。
很多高校工程教育不能完全适应科技进步和产业的发展，这使得原本应引领产业的工科教育反而落到了产业之后。这一现象在本科教育层面尤其明显。一个合格的工程师起码需要7~8年的成长时间。本科教育作为工程师的“毛坯”，属于“打基础”的阶段，如果基础打不牢，将严重影响工程人才的后续成长。工程的核心使命是利用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创造未来美好的世界。
如果科学的主要目标是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那么工程的主要目标就是人造物。这决定了工程人才需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建构性。这种建构性不一定仅体现为有形物体的创造。做出某个零件是一种建构，创造某个软件也是建构。作为工程人才，这种建构能力是必需的，否则无法创造未知世界。其次是创新能力。只要涉及创造，就必须要有创新。在这一点上，理科和工科是相通的。第三是整合能力。
工程建设是多学科集合体，优秀的工程人才需要涉猎多个学科，才能在需要时快速找到资源、材料以及相关理论，并进行整合。第四是实践能力。不管是工程学科本身还是具体的某个工程项目，靠的都不是纸上谈兵。这好比游泳，一旦脱离实践，不管懂得多少书本理论，也是永远都学不会的。对工科学生而言，具备上述四大能力是极其重要的，但要锻炼这些能力，却不能仅靠课程教育，实践教学和实验教学要得到充分体现。
然而遗憾的是，这方面我们还有太多欠缺。比如，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生产实习目前就面临很大挑战。我国传统的工程教育非常强调学生的企业实习。虽然经过实习，学生也不见得能成为一个“成手”，但这种锻炼对上述四种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然而，日益自动化的工程生产天然不适合学生实际动手，企业出于安全等因素的考虑，接收学生实习的意愿也在不断降低。在本科生数量巨大的背景下，本科生的工程实习遇到很大困难。
此外，作为工程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教师基本属于“校门来、校门走”，虽然很多人有留学背景、基础知识扎实，但对工程问题的不了解成为了他们的最大短板。这一问题往大处说是缺乏工程背景，往小处说则是实际工作经验乃至实习经验缺乏。要知道，我年轻时曾连续八年到工厂参加一个月以上的生产实习。对于某些工业器件，我可以达到只凭感受便自由掌控其加工精度的程度，但这种经历在当下青年教师中十分罕有。
随着国内高校研究条件越来越好，学生的科研论文产出量与此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当然体现了学生整体科研水平的提升，也值得肯定。但从工程教育的角度看，科学人才的培养方式显然不能完全适应工程人才四种能力的培养要求。然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评价导向依然倾向于科研产出，评价标准也倾向于论文评价。虽然破“五唯”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相关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
究其原因，科研导向的一大优势在于其可量化性，比如影响因子、高被引论文等，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科学发现的重要性，尽管这种评价并不完全具有科学性，但至少提供了一种标准。然而，工程教育更看重的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工程的能力，却很难用某种评价标准来考量。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由于人才培养规模较小，这一弊端体现得尚不明显，但在当下的大众化阶段，缺乏相对明细的评价体系的弊端愈加显现。
但正因如此，工科教育更应大张旗鼓地提倡对工程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对于培养高素质的合格工程师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部分高水平理工科院校正在大力培养未来的卓越工程师。这种培养模式对于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未必很高，但一定要有雄厚的理工科基础，力图使学生通过实践，最终成长为具有一定全局意识的战略科学家。在我看来，作为一种精英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这条路是可行的，但不适合普遍开展。
因为对于更多工科院校而言，人才培养依然应该建构在实践基础上，或者说将教育和工程紧密结合。目前，在“工程人才培养需要强化”这点上，国内高校已形成一定共识，然而具体操作层面依然存在一定的瓶颈和挑战。比如，目前高校本科生培养年限普遍为四年。但伴随着科技发展以及相关学科的细化，在学习年限不变的情况下，要让学生在打牢理论基础的同时增加实践环节，操作层面确实会面临挑战。
再比如，到企业参加产学研实践显然对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但实践期间，教师的时间成本付出如何与其本身的工作量换算？特别是在职称评定等环节，出国访学可以算作一种经历，但到企业实践却很难成为教师的“砝码”，这严重影响了教师到企业实践的积极性。同样缺乏积极性的还有企业。由于相关机制不健全，企业并不能从与高校的实践合作中获得好处，相反还可能承担一定的安全风险，不愿接纳师生实习也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高校对工程师的培养是关乎社会大循环的问题，因此，企业在为学校提供实习条件的同时，也等于为培养自身后备力量创造条件。然而，强求每个企业都有这种认知并不现实。在此情况下，我们是否需要通过制度引导乃至于法律条文的方式，提升企业参与高校生产实习的积极性？要解决上述问题，可以采取包括校企合作、“双导师”等在内的不同方式，但这些方式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以“双导师”为例，企业导师必须真正进入培养体系中。
不过如此一来，问题又出现了——按照高校现有规定，导师的职称评定需要高水平论文甚至相关奖励。然而，有的企业工程师水平虽高，却既无论文也无奖项，他们的职称又该如何评定？对此，我强烈呼吁绝大多数工科院校的工程教育要“硬”起来，即要真正突出对学生工程能力、创新精神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构建学生的整合力、实践能力，以及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从国家政策到高校本身不同层面的共同努力，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