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奉命从五院回北大。回校正逢学校“反右倾”高潮，离北大时负责教学的主要干部几乎都是批判对象，教学工作无人关心。所幸我未列为“重点对象“，无需每天检讨，但必须到会，接受教育。我没有心理负担，有空就学计算机。硬件不让碰，就学编程。陈堃球、王选是老师，他们的报告我细听，还得到特别辅导。
1970年，林彪一声令下迁三线。北大分校落在褒河，水电局正在当地建水坝。为联系实际，我系便主动找去，设计组正好有一计算水坝强度的24阶线代数方程要解。我系有五架电动计算机，虽然无需手摇，日夜不停亦得跑两周。当时我提出用电子计算机。以力学人的基础学用电子计算机不难，难在如何找到计算机。当时我有个小亲戚在西安，工作就是用“104机”算飞机。组里同意我的建议，让我带着方程系数去西安找他“加塞儿”。
得知可用电子计算机计算水坝强度，水电设计局的同志特兴奋。因为以前要求“边设计、边施工”。由于设计计算周期长，施工一经起动再要修改已不可能。于是都把设计余量加大，避免中途发现安全问题而需要停工修改。既然算一次只要四分钟，那就在开工前选定多个“经济“方案先比较，选出“最优“再开工，岂不又好又经济？
设计水坝需要根据坝基强度来进行。水坝一般选在河段水流湍急处，要正对坝址往下打孔取石样十分困难。于是，水电局就在河的对岸横着打进30米，遇见岩石取块石样作为代替，到成都研究所测定：强度不错，满意。
这么个办法是好是坏，作为外行的我无权评论，不过感到不是坝下的原样总是问题。于是建议在坝点上游用雷管“设爆“，坝点下游“监听“，以此测出经过坝址的声速来判断坝基的强度。
这个建议遭到理论研究同志的反对，认为“不可行“。唯独我流体实验室的邵鸿昌说“行，可行”。他当即动手找个收音机上废弃的中周变压器，改装成声波接受转换器，接上唯一可记录的仪器——八线示波器。
测出坝基下的声速，它比水电局在河床对岸打洞取样测得的要小20%。这就是说坝址真实的强度比以前推算的要低！水坝施工前，坝点冒出水面的都是坚硬的石质，凭经验，它的底部强度不差，怎么测得声速反而低？不久，水坝动工，坝址前后筑起围堰。铲土机就进去开挖，挖出的石质都是碎石……声速偏低的原因原来是石质松散，坝基强度不佳！北大的坝址强度测定方法被水电局接受。
1970年，林彪一声令下迁三线。北大分校落在褒河，水电局正在当地建水坝。为联系实际，我系便主动找去，设计组正好有一计算水坝强度的24阶线代数方程要解。我系有五架电动计算机，虽然无需手摇，日夜不停亦得跑两周。当时我提出用电子计算机。以力学人的基础学用电子计算机不难，难在如何找到计算机。当时我有个小亲戚在西安，工作就是用“104机”算飞机。组里同意我的建议，让我带着方程系数去西安找他“加塞儿”。
得知可用电子计算机计算水坝强度，水电设计局的同志特兴奋。因为以前要求“边设计、边施工”。由于设计计算周期长，施工一经起动再要修改已不可能。于是都把设计余量加大，避免中途发现安全问题而需要停工修改。既然算一次只要四分钟，那就在开工前选定多个“经济“方案先比较，选出“最优“再开工，岂不又好又经济？
设计水坝需要根据坝基强度来进行。水坝一般选在河段水流湍急处，要正对坝址往下打孔取石样十分困难。于是，水电局就在河的对岸横着打进30米，遇见岩石取块石样作为代替，到成都研究所测定：强度不错，满意。
这么个办法是好是坏，作为外行的我无权评论，不过感到不是坝下的原样总是问题。于是建议在坝点上游用雷管“设爆“，坝点下游“监听“，以此测出经过坝址的声速来判断坝基的强度。
这个建议遭到理论研究同志的反对，认为“不可行“。唯独我流体实验室的邵鸿昌说“行，可行”。他当即动手找个收音机上废弃的中周变压器，改装成声波接受转换器，接上唯一可记录的仪器——八线示波器。
测出坝基下的声速，它比水电局在河床对岸打洞取样测得的要小20%。这就是说坝址真实的强度比以前推算的要低！水坝施工前，坝点冒出水面的都是坚硬的石质，凭经验，它的底部强度不差，怎么测得声速反而低？不久，水坝动工，坝址前后筑起围堰。铲土机就进去开挖，挖出的石质都是碎石……声速偏低的原因原来是石质松散，坝基强度不佳！北大的坝址强度测定方法被水电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