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题太快被监考老师上报怀疑泄题、忘带准考证、高烧40度被扶进考场、考完语文被老师判定作文“翻题”……这些“惊险”的高考经历，来自10位院士的口述实录。
当然，他们作为学霸，高考肯定也有各种让我们羡慕的骄人表现！
《中国科学报》今天介绍的，是10位在特殊年份参加高考的院士们的口述故事。
40余年前，中断了十多年的高考制度恢复，1100多万人在1977年、1978年参加了高考。从这些考生中走出了近300位两院院士。本文特从《两院院士忆高考——77级、78级大学生的高考故事》一书中摘录一些高考片段，为正在参加高考的学生打call，愿他们考的都会，都能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
考试那两天，我和同伴们早上6点钟从青年点出发，步行8里路到公社考场参加考试。12月份的东北，考试来回的路上，天都是黑的。不过，大家边走边唱，相互鼓劲。东北的冬天非常寒冷，我们带的钢笔中的墨水很容易结冰，到考场上得焐化了才能写。我当时的座位离炉子近，墨水烤化的速度比较快。这让我深感庆幸，心想自己一定能考上。
上午考完，下午还有考试，中午来不及回青年点，我们就在供销社的窗下，面朝阳光站成一排，一边沐浴着阳光取暖，一边讨论答案。我发现自己的答案总是被大多数人认可，心里感觉特别踏实。年少坎坷的经历，使得我更容易知足，所以高考过程中的这些“小确幸”，至今想起来都让我觉得欣喜。王恩哥，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1977年12月在辽宁参加高考，1978年10月进入辽宁大学学习。
1977年12月高考的那天特别冷，我们在镇平县一中考试，考后，感觉很多题做得不太顺利。高考成绩发榜时，我们厂包括我在内只有两个人过了分数线。但这分数上不了重点大学，我决定重考。因为当时已公布半年后会有第二次高考，而我有信心下次能考得更好。和1977年各省出题不一样，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考，且规定报考重点大学的要考英语。我补了数、理、化，但英语一点也没学过，只能硬着头皮考。考场仍在镇平县一中。
考英语时，我看明白了是做选择题，就每道题都划了个A，结果得了9分。没多久，成绩就出来了，我的总分是365分。但语文分数和我估计相差很大，就要求查分。当时全厂只有我一个人过了重点大学分数线，厂里很重视，找了南阳市教育局，查后发现我的语文果然少记了20分。成绩纠错后，我这次高考总分是385分，高出录取分数线40多分。当时我们工厂有5000多工人加上职工子女，只有我一人考上了重点大学。
王小凡，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癌症生物学家，1977年、1978年在河南两次参加高考，1978年10月进入武汉大学学习。那年的试题对我来说很简单，尤其是数学，我驾轻就熟，做得飞快。我有自己的做题习惯，喜欢做难的，对容易的题提不起劲。对难度大的题，我还喜欢多想几种解法，即使考试也如此。那年高考数学试卷有一道20分的附加题，我写了三种解法。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也是事后才知晓。
当时，监考官发现我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就做完了数学试卷，怀疑出现泄题，便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时任省高招办数学科评委会主任的池老师。池老师立即赶到现场，从窗户外看到“出问题”的是我，立即打消了监考官的疑虑。他说，“这是我的学生，他早就可以当这些考生的老师了。”我没有辜负池老师的期望，高考得到了358分外加数学附加题20分的高分。
1977年12月10日、11日，两天的时间，我们分别考了理化、政治、数学和语文，另外，我还额外加试了英语。理科加试英语是希望增加录取的机会。林惠民，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家，1977年12月在福建参加高考，1978年2月进入福州大学学习。吴奇，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分子物理化学家，1977年12月在安徽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学习。对当时的我而言，英语无异于天书。
幸运的是，我复习到的一点点内容都考了，而没有复习的则没考。结果，我的加试英语竟然考了76分（不计入总分）。其间，还出了一点意外。第二天下午考政治，午睡后我匆忙离家时居然忘带准考证了，到了考场才发现。焦急之时，幸亏父亲看到我丢在家中的准考证，骑车赶来，把准考证送到考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仅剩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备考的紧张生活。
白天我几乎难以抽身复习，只有在夜里准备高考的科目。夜以继日地奋战一个多月之后，就在高考的当天，我发起了近40摄氏度的高烧，以至于在高考的两天中，我只有在同伴的搀扶下才能勉强走进考场。就在高考结束、考生交完试卷准备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拍了一下桌子并大喊一声：完蛋了！当时，周围的人对我的这一举动感到很诧异，但那却是只有我自己才明白的一种发泄——在高烧下完成的这次高考让我感到十分糟糕和失望。
不过，通过事后分析我才比较清楚地知道，在那次考试中，试卷上比较简单的一些考题我做错了，反倒是那些难题我却做对了。高德利，中国科学院院士、油气工程专家，1977年12月在山东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华东石油学院学习。记得我高考的那几天，1978年7月20日至22日，天气非常热，我的语文老师给了我一条毛巾。政治考题我是一口气做完的，考场监考老师看我写完后立即给我擦汗。
印象最深的是物理考试，考后对答案时我有一道题的答案跟所有人都不一样，那是一道20分的大题，涉及力学和电学知识，最后应该是我的答案正确，因为我的物理考了96分（满分100分）。最终，16岁的我以全县最好的物理成绩考取了南京大学。我记得语文的作文题目是二选一：1.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源于叶剑英诗句）；2.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我选了第一个题目，作文里举了陈景润攻克数学难题的例子。
我觉得自己的强项是数学，但下午的数学考完之后我却感到很沮丧，因为有不少题目没做出来，当时甚至想放弃第二天的考试，但家人鼓励我忘掉考过的科目，避免不良情绪影响到后面的考试。最后的政治考试好像比较轻松，有意思的是有一个题目是默写毛主席的语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段语录是当时在校学生经常要唱的歌，我当时就在心里默默唱着这首歌写出这段语录。后来还听说有的考场教室的墙上就贴着这首语录，乐坏了那些考生。
吴岳良，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1978年7月在江苏参加高考，1978年10月进入南京大学学习。段树民，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生物学家，1977年12月在安徽参加高考，1978年2月进入蚌埠医学院学习。1977年12月，我参加第一门数学考试。我所在的考场大约有50人，我的邻座是位66级“老三届”考生，他一见我就问：“学没学过数列极限？
”极限理论是高等数学的基础之一，而我们在高中甚至连三角函数、立体几何都没有接触过。我只好苦笑着说：“没有”。恢复高考第一年，各省采取自主命题的方式。陕西省数学卷比较有难度。好在政治、语文和物理化学考试没有太过“为难”我们。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在考完第一门数学以后，下午参加政治考试的学生人数足足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我所在的考场，最终完成全部四门考试的人数在60%左右。
或许是考试时留意到我的答题情况，监考老师在考完最后一门考试时单独通知我，让我作为该考场的代表参加教育局、招办举行的考生座谈会，提供针对此次考题的一些反馈。那年黑龙江省的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我想起夏天在《人民文学》上读到过冰心的散文。
于是我化用了其中的一句话：每当我唱起东方红，“纷至沓来的思潮，傅伯杰，中国科学院院士、自然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家，1977年12月在陕西参加高考，1978年2月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学习。杨德森，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声工程技术专家，1977年12月在黑龙江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学习。把我像一叶扁舟飘起在浩荡无边的感受大海之上……有趣的是，这篇作文让我成了一个“隐形”的名人。
我们学校很多老师都参与了高考阅卷，也常在私下议论考卷上的名句佳篇。我的作文是讨论的一大焦点，有人说通，有人说不通，还有人读出了一些特别的况味。当然，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我写的。我就想，既然我的考卷给老师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没准我还真能考上。1977年12月6日，我早早来到设在黄梅县一中的考场。几门科目答得都很顺手，没有不会的题目。但交卷后就懊丧了，数学、理化都有不该错的地方出了错，粗心失手了。
考试结束后，我高中的语文老师特意来问我语文的考试情况。当年的语文考题重头在作文，题目叫《学雷锋的故事》。他问我怎么写的，我说：“简单啊，我天天给大队发电、维护线路，还给乡亲们装灯泡、修喇叭，做了很多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事情，我就是在学雷锋，我写的我自己。”当听说我是以第一人称写的，老师说：“你‘翻题’了，应该以第三人称写别人的记叙文嘛！”作文“翻题”基本就没戏了，当时我就打好主意明年再考。
1978年春节刚过不久，爆竹的味道还没完全散尽，一天，大队通知有我一封信要我去取——原来寄来的是录取通知书！1978年，我成为恢复高考后我们山村的第一批大学生。当然，有一点非常肯定，我的作文没“翻题”！以上内容摘自由中国科学报社、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策划推出的《两院院士忆高考——77级、78级大学生的高考故事》，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