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的时钟里,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

作者: 人大新闻系

来源: RUC新闻坊

发布日期: 2022-03-03

文章探讨了“社会时钟”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以及那些选择脱离主流时间节奏的人们的故事。通过采访和分析豆瓣“逆社会时钟”小组的帖子,文章揭示了社会时钟如何被建构,以及脱离社会时钟的人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文章还讨论了脱离社会时钟后的生活是否如预期,以及打破常规的道路会通往何处。

在社会的时钟里,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当你拿到了这样的人生剧本:24岁,患有心脏病,家里蹲,对学习之外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已经参加了6次高考,是所在地最年长的考生。你会如何选择接下来的生活?韩剧《请回答1988》中的角色金正峰给出的答案是:做一切自己喜欢的事,吃饭、集邮、给电台写信、再顺便参加第七次高考。显然,按照“标准”的人生刻度,24岁应是走入社会或深造学业的年龄。

人生的指针按着既定的程序不断转动,划过毕业、工作、结婚、生育、退休等生命节点,形成了一座承载社会文化共识的“社会时钟”。有人会精准踩在每一个节点上,也有人因各种原因脱离了社会的主流时间节奏。脱离时钟的人,或许焦虑不安,也或许如金正峰一样自得其乐。我们收集了豆瓣“逆社会时钟”小组的268篇帖子,并采访了四位在传统意义上没有按照标准人生轨迹行进的人们。

他们中有人本科毕业后结婚生子,工作三年后重返校园;有人在近30岁才开始读硕士;有人为喜欢的专业度过了6年本科时光;还有人在高二时因在重度抑郁和哮喘的打击下被迫休学,但在之后半年中体会到了人生的生机。透过他们的故事,我们想知道:“社会时钟”是如何被建构的?那些脱离“社会时钟”的人,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脱离”之后的生活是否如他们的预期,打破常规的道路又会通往何处?

刻度:被建构的“社会时钟”在心理学家伯尼斯·钮加藤于上个世纪正式提出“社会时钟”概念之前,“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的话语模式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周官》所载“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孔子所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均反映了古人对社会时钟、生命纬度的理解。

而“自古英雄出少年”“出名要趁早”等俗语更是使这一时钟上的年龄数字带上了人生“加速器”的意味。放眼漫长的历史时段,时钟刻度历经变迁、因时而易。作为当代中国人,你一生的社会时钟也许是这样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招聘政策、企业的招聘制度,成为框住社会时钟的客观指标。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的年龄限制,各地落户的年龄限制,部分高校讲师乃至博士后的年龄限制,私企“35岁被裁”的新闻……随处可见的“年龄关卡”让许多人只能亦步亦趋地跟从“社会时钟”,在达到年龄界线之前早早安定下来。而若将“社会时钟”置于年代差异视角下,则会发现当今年轻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2009年,近30岁的吴耳(化名)赴美攻读硕士,又在3年后转向金融学博士。

在他看来,“社会时钟”对上一代大学生的束缚远小于当下。“首先当时房价没有那么高,我一个月工资就可以在深圳买一平方米,试错成本很低廉。而现在的年轻人身上背负买房压力或房贷,一旦‘走错路’,会比过去面临更大压力。而且以前大学生少,很多机会涌现在面前,社会对职业选择也非常宽容。现在的社会容错率低,很多年轻人不敢去犯错。

”表面上看,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些求学、婚育的“社会时钟”的刻度“拨后”,如2006-2016年的十年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由23.6岁上升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由24.3岁上升至26.9岁。但是,外部的力量却让社会时钟更加紧凑,年轻人被期待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完成立业、成家、生育几项“人生大事”,尘埃落定。

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选择,背后的推动力更有文化传统,社会期望,社会规训和同辈压力。可即便如此,也有一些人,或停下脚步,或改辙易途,毅然脱离了“社会时钟”,为自己划下一道道刻度。脱离:当人们“逆社会时钟”“脱离主流”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社会时钟”可能是善意的提醒、人生的坐标,却也可能是压力的来源、束缚的枷锁。

在豆瓣“逆社会时钟”小组中,聚集了一群认为自己已经脱离了“社会时钟”或者想要跳出“社会时钟”的人。我们统计了小组的发帖主题,发帖数量排名前三的是升学/求学(113条),工作就业(63条)和休学退学(28条)。有人35岁之后重返校园,有人辞掉稳定的编制或优裕的工作考研或留学,有人重读本科或第二硕士学位……也有人为校园生活按下暂停键,休学调养身心,或在高年级退学重读自己喜欢的专业。

通过分析“逆社会时钟”小组发帖人的年龄与规划、心态的关系,我们发现,总体而言,年纪更大的人对未来的规划更加明确,面对过往经历与现状的态度也会更加积极。这可能是因为年纪更大的人,往往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能支持自己,对自己负责;他们也往往有着更充分的自我认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进而能更好的面对改变。正如受访者吴耳所言:“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决定,我是一个成熟的人。如果我失败了,那么我坦然接受我的失败。

如果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三四十岁的时候,最大的成就,就是能跟自己的平庸做妥协了,对吧?”在戏剧中,主人公觉醒、反抗的那一刻,勇敢而闪耀,仿佛完成了成长与蜕变,从今以后尽是坦途。可现实生活并非如此,如何调整负面心态,如何重新规划未来……他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社会时钟”作为中性的年龄坐标,本不具有严肃的压迫感。

这座时钟总结出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生命维度,试图告诉人们:不需要紧张,那个时刻只是还没有到来。而焦虑与危机感产生于“社会”与“时间”两个概念的矛盾之间:“时间”本是纵向流动的,“而社会”一词却将我们置入与外部的横向连接中;时间的增量总是正数,而社会创造的“零和博弈”“沉没成本”却很容易给我们带来“没法解释的失去”。

是在与他人目光的交汇之处,在同质而封闭的人生跑道里,“社会时钟”概念的纯粹原意才背负上了“脱轨”的沉重内涵。变轨前后:在比较与审视之下在采访中,阿乔(化名)提到:“我以前是一个比较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的人。”大一结束时,因为兴趣,阿乔转到了五年制的建筑学专业,重新从大一的课程开始学习。结束了六年本科后,他进入耶鲁大学读研,在研二之后选择休学。“以前是完全不在乎这个事情的。

但是当我去实习,发现我旁边的实习生可能是00后的时候,就觉得我为什么不早点毕业。”虽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外界仍在告诉他,在读书中途休学(leave of absence)并非一件符合常规的事情。“有一次学院老师跟我们开集体会议时说,当你选择休学的时候,你就已经‘off track’(脱轨)了。所以说学校是允许休学的,但不建议。往届的学长学姐中也很少在读研期间休学的。

”这种来自周围的劝阻,普遍存在于按下选择键的前后时期。本科毕业便结婚生子,工作三年后又重返校园的Raya(化名)熬过了“没有人支持”的两次考研期;高一结束时,单一(化名)因重度抑郁与哮喘病而申请休学,教学主任依然认为“不应该脱离学校这个集体”,“过去休学的人结果都不好”,“自残是正常的,是一种解压的方式”,不支持她办理休学。

社会对他人选择的审视,往往来自于对选择原因的不理解、对选择结果一味的负面想象,以及对实际发生的负面后果的冷漠与不包容。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即使反抗,也只能是一种“矛盾的反抗”:明知道可以保持个性,有着逆流而上的野心,却难以挣脱存在于一呼一吸间的社会规则。我们统计了“逆社会时钟”小组贴文中对脱离社会时钟经历的原因与结果,从中发现,离开主流的社会时钟,有时是无奈的被动选择,有时发生于主动的顿悟时刻。

约一半的人们因疫情、工作环境、身心健康等外部原因不得不暂停生活主线,另一部分的人是因自身的重新规划或强烈的兴趣导向开启了人生的“副本”。在明确描述选择结果与现状的贴文里,超过半数的人们在这场人生异旅中开拓了眼界,找到了自我,获得了幸福感与平静感。然而,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们处于人际关系变差、经济与身心状态受损的情况中。

从原因与结果的连接中可以看出,积极的结果更多来自主动作出决定的人,消极被动的原因有导致消极结果的倾向。但希望之处在于,仍有不少人在不可抗力的打击下仍然获得了不错的收获。在采访中,单一觉得自己是在“最糟的情况”下暂停了原本的生活;Raya和吴耳认为,“如果能接受做了这个决定带来最坏的结果,就去做。

”无论是“最糟的原因”还是“最坏的结果”,反映出的都是个人生活的“底线”,是只与自身价值信念有关的标准,指导着我们在什么时候应该放缓步伐,在做决定时应该考虑什么。而社会时钟这一外在、单维的刻度线,本就不该被编织成用来束缚意识、布满不安与偏见的难逃之网。疫情、时差下的网课使阿乔的留学体验大打折扣,对他来说,休学也是在为最后一年的读书时间做心理、经验与物质上的准备。

当下“居无定所”的实习生活很符合阿乔休学前的想象:“我是一个擅长折腾的人。现在也不是真的很年纪很大,还有很多时间和可能性。耶鲁的最后一年是很宝贵的机会,所以我想先去体验一些别的,再回来读最后一年也挺好的。”人生进程除了需要驱动与推进,也需要制动与缓和。

离开规整的人生亦不是“脱轨”,只是“变轨”——这是我们调整自身、认识自我时所要明确的信念,亦是在目睹他人的变动、尝试理解时所要抱持的观点,如《3001:太空漫游》中的那句:“他们的小宇宙还很年轻,他们的神还只是个孩子。但现在评断他们嫌太早。”反思: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波兰作家辛波斯卡在诗歌《不读》中写道:“我们的寿命变长,精确度却减小,句子也变得更短。

我们旅行的更快,更远,更频繁,带回的不是回忆而是投影片。”时钟的指针每一秒都在匆匆向前,做的却是没有节点、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但个人的生活是扩张的螺旋或上升的烟火,每个划破时空的时刻都会被看见,并留存在自己或他人的记忆里。在哲学家或人类学家的批判中,身处社会的人们要么因过于失去自我而成为异化劳动中的“异己”,要么因过度焦虑而成为韩炳哲所说的“自我剥削者”和项飙口中“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

“社会时钟”带给我们的反思便在于此:我们究竟该如何处理自我与世界、与社会的关系?自我的终极价值本不是靠外界来证明的,如《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写的那样:“无论你成为谁,无论你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它一直在你心中。不是在剑桥,而是在于你自己。你就是黄金。回到杨百翰大学,甚至回到你家乡的那座山,都不会改变你是谁。

那可能会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甚至也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即便是黄金,在某些光线下也会显得晦暗——但那只是错觉。金子一直是金子。”但要寻找到自我的那份价值,我们与世界的连结又显得那么重要。正如吴耳所说:“到希腊的帕特农神庙俯瞰一下人间的烟火,去奥赛博物馆驻足浏览一下世界那些艺术大师留下的精品,看看他们油画的笔触,在卢浮宫跟蒙娜丽莎相视一笑。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是在告诉世界,你来过了,是吧?

”这个冬天过后,单一会复学,重读高一下学期的课程,她无法预测自己再度回到陌生的环境中会遇到什么,但那些暂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20天后,她会在圣诞节时回校演出,作为学校的乐队主唱,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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