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特·弗尔迈伊（Geerat J. Vermeij）把手伸进莫雷阿岛礁石上的一个小洞里，他的直觉告诉自己，那里肯定住着一只海螺。一阵剧痛袭来。他确实如愿捉到了海螺，但也惊动了它的室友——一条暴脾气的海鳗狠狠咬了他一口。弗尔迈伊的手指为此被缝了好几针，而那只海螺（Pollia undosa）迄今还躺在他亲手收集的庞大的贝壳标本库里。弗尔迈伊既看不见海螺，也看不见海鳗。
他这辈子只看过一些模糊的形状，而且不到4岁就完全失明了。同时，弗尔迈伊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AAS）院士，获得过麦克阿瑟天才奖。他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担任地质学教授，去世界各地进行野外考察，研究贝类、植物、螃蟹、鱼类、海洋哺乳类……他已经出版了6本书，发表了近280篇研究论文。
弗尔迈伊并非出身富裕，不过，他的家庭在“爱与支持”上极其富有。1946年，弗尔迈伊出生在荷兰东北罗格宁根的一个农场。此时荷兰刚刚把德国军队赶走，从战乱和饥荒中得到一丝喘息。然而，生活的苦难却没有给这个家庭喘息。弗尔迈伊的母亲在怀孕时不幸染上风疹，风疹病毒不仅损害孕妇健康，还会给胎儿带来严重影响。小弗尔迈伊刚刚降生就患有罕见的儿童青光眼，双目肿痛，视力极差。
弗尔迈伊被焦急的父母带着四处求医看病，他的病情还是持续恶化，普通的治疗已经无法缓解病痛，眼部的病灶甚至开始影响大脑。在医生建议下，父母不得不狠下心替弗尔迈伊做出决定：放弃他仅有的一点视力，摘除眼球让他摆脱病痛。1950年，不到4岁的弗尔迈伊躺在了手术台上，他看到一团模糊的黄光，而后，整个世界就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失去了视力后，父母和兄长全力帮助弗尔迈伊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但也不会对他刻意宠溺或过度束缚，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孩子来对待。弗尔迈伊很快就能通过“回声”辨别空间和方位，还时常跟着哥哥阿里去河边钓鱼。家门口的困难解决了，但前路上还有无数困难在等着他。一个盲人要走入社会，必将面对无数外界的偏见和歧视。第一道难关就是上学。
弗尔迈伊的父亲希望弗尔迈伊能去公立学校读书，而不是接受封闭的盲人教育。
那时荷兰盲童只能去私立的残疾人学校。父亲找到一所还不错的私立小学，就把年仅4岁的弗尔迈伊送去上学。弗尔迈伊有着比普通孩子更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不仅学得快而且涉猎广，尤其对自然科学有浓厚兴趣。学校的盲文书籍根本不够他读。为了帮弗尔迈伊读书，全家人甚至都学会了盲文，轮流用盲文为他“抄书”。写盲文不同于写字，需要用铁笔在硬纸上扎出一个个特定的点，再通过触摸来阅读。
这样的“翻译”并不轻松，但每周弗尔迈伊从学校回来，餐桌上总有一本盲文新书在那里等他。
但没过多久，这所学校就不再接收全盲的孩子。为了孩子的学习，弗尔迈伊的父亲毅然决定全家搬去盲童教育资源更加丰富的地方——美国。
美国对于弗尔迈伊一家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世界。因为走得太急，他们甚至还没有学会英语。当地盲人委员会给弗尔迈伊安排了家庭教师上门补习英语，教他使用盲人打字机，确保他能正常学习。做好准备工作后，盲人委员会才允许他去公立小学。弗尔迈伊进入牛顿小学后，成绩非常优异，但牛顿小学进度太慢、科目实在太少了，他只好通过盲人委员会，借“预习”的名义提前阅读高年级教材来解闷。
四年级课堂上一个意外的插曲，让他萌生了当生物学家的想法。老师科尔伯格有一次带来了许多从佛罗里达西海岸收集的珊瑚和贝壳，摆放在弗尔迈伊身边的窗台上。弗尔迈伊如获至宝，一遍又一遍抚摸着这些精致的贝壳。科尔伯格并不知道，自己的无心之举，即将改变一个盲童的人生轨迹。弗尔迈伊从此越发对海洋生物，尤其是贝类着迷。在家人的陪同下，他一边收集标本，一边阅读有关贝类和海洋生物学的书籍。
很快，他对各种贝类的名字和特征都烂熟于心，并开始写信向权威专家请教。
1961年，弗尔迈伊的母亲带着他和哥哥前往纽约，首次拜访了软体动物的专家，包括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标本负责人亨利·库曼斯（Henry Coomans）。库曼斯很高兴帮弗尔迈伊鉴定贝类，丝毫不在意他的玻璃假眼和荷兰味儿的英语，鼓励他继续学习生物，订阅软体动物杂志。“研究化石一定会很适合你”，库曼斯建议。
弗尔迈伊回家之后就开始订阅学术杂志，他的母亲总是耐心给他读《鹦鹉螺》上的每一篇学术论文。为了更早打好科研基础，他在高中时又加入了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起的荣誉计划。每周六，父亲都带他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听课，让他提前拿到了不少大学课程的学分。
弗尔迈伊凭借强烈的学习兴趣和超出常人的努力，稳居高三尖子班第一。一天，盲人委员会负责人找到他聊理想（选专业）。
他们觉得生物这样的学科本来就不赚钱，盲人学了更没钱途，那么委员会的投资就可能打水漂，于是劝弗尔迈伊像其他盲人孩子那样学点文学音乐之类的文科专业，以后更好就业。弗尔迈伊犹豫了，他不想放弃理想，但直接拒绝可能会让他失去委员会的资助，而他的家庭条件供不起他读大学。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报考几所文科的学校，同时也填报几所开设古生物专业的顶尖学校，比如普林斯顿和哈佛。
委员会大概觉得他考不上，也就同意了。
而后，弗尔迈伊就收到了来自哈佛、普林斯顿等美国顶尖青常藤大学以及那几所文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他几乎不用想就选择了普林斯顿，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地方比普林斯顿更适合学生物了。手捧全额奖学金，弗尔迈伊终于踏上自己梦寐以求的学术之路。
普林斯顿是美国高校的金字塔尖。作为这里多年来唯一的盲人大学生，弗尔迈伊感受到了学习的压力。
他信心满满选了高难度的课程，结果第一学期就挂科了。好在普林斯顿非常重视本科教育，在这个地方，只要学生有求知欲和进取心，哪怕是最忙、最有名望的教授，都能耐心帮你。弗尔迈伊就幸运地得到了著名生态学家麦克阿瑟（Robert MacArthur）、古生物学家费希尔（Alfred G. Fischer）等教授的帮助。在专业团队指导下，弗尔迈伊很快就跟上了进度，然后再度碾压他的同班同学们。
不仅提前学完理论课，就连非常依赖视觉的野外考察课，弗尔迈伊也不会落后。他总能用很短的时间在海滩上找到最有研究价值的贝类标本，仅凭双手的触摸就能准确地辨认出它们的科属种，完成了自己的作业还顺便帮助下其他同学。
就在弗尔迈伊顺利完成本科学业，准备攻读研究生时，他又遇到了麻烦。几所欧洲的学校都以盲人不适合做科研为理由拒绝了他，美国的哥伦比亚和哈佛也都说自己没有供盲人做研究的教学设备。
他最想去的也唯一能选的就只剩下耶鲁大学了。弗尔迈伊觉得，或许只有面谈才能让学校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于是和同学一起前往耶鲁参加面试。怀着满心疑虑面试他的，是耶鲁大学生物系主任贝尔（Edgar Boell）：“你为什么想学生物？”——“我从小就喜欢海洋生物，大学阶段已经看过许多书籍，积累了不少课外考察经验。”
“那你成绩怎么样？”——“大部分时候都是年级第一。”
“学术刊物没有盲文版，你平时要怎么看论文？”——“我的母亲会帮我读论文，盲人委员会每月也会出资请其他同学帮我。”贝尔问了半天，觉得可能没什么理由能直接拒绝弗尔迈伊，就琢磨着要不出个难题，让这孩子自己知难而退。于是贝尔带他去了学校博物馆的地下室。下一秒，弗尔迈伊手里就多了一个海螺标本。“你知道这是什么生物吗？”对弗尔迈伊来说，摸贝壳约等于送分题。
他的指尖感受到一根根与贝壳外唇平行的放射肋，壳口很大，螺旋部很低，表面光滑……“这是大竖琴螺（Harpa major）”——“嗯……很对，那这个呢？”贝尔增加难度，又递过来了一个小海螺。平滑，光洁，有暗纹，壳口窄。“这是一种榧螺，我敢肯定这是字码榧螺（Oliva sayana），它在佛罗里达很常见。
”贝尔愣住，他原本想劝退弗尔迈伊，结果自己下不来台了，不得不尴尬地承认自己一开始确实对弗尔迈伊存有偏见，但现在已经改变了想法。于是，弗尔迈伊通过了面试，拿到了耶鲁大学硕博连读的全额奖学金，可以正儿八经搞科研了。
弗尔迈伊的导师哈特曼（Willard Hartman）是一位研究海面及其化石的世界权威，他给弗尔迈伊布置的课题是研究不同地域和环境对海螺壳形态的影响，这意味着他将要长期去野外考察。
他招募了一位本科师弟当助手，从巴西东北部开始，经过里约热内卢到智利中部、秘鲁、西南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巴拿马和库拉素岛海岸做实地考察。这段旅程中，弗尔迈伊最向往的就是太平洋上加拉帕戈斯群岛，这里堪称研究生物进化的天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这次登岛之行些却险些把他和师弟送上天堂。
他们返程的飞机飞到半路就开始不停震动，只听“嘭”的一声巨响，一侧发动机突然罢工了。
这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下方广阔的太平洋海域不会有船只路过，弗尔迈伊摸了摸座位下面，本该放救生衣的地方居然空无一物，如果真的坠机或紧急迫降，获救的机会基本为零。这时乘客中有位瑞士工程师挺身而出，急忙跑去支援不知所措的驾驶员。在他的指点下，飞机平稳下来，勉强撑到了瓜亚基尔机场。这次经历让弗尔迈伊之后一坐飞机就心有余悸。返回美国稍作休息之后，他们又去了西太平洋的关岛、菲律宾和新加坡，而后再从欧洲返回美国。
就这样环绕地球一圈之后，弗尔迈伊收集到不少有价值的标本和数据，整理成5篇学术论文陆续发表。
弗尔迈伊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博士课题，接下来就要找工作了。求学之路已经让弗尔迈伊领略到社会现实的残酷，而求职过程将带他体验最深的迷茫和绝望。尤其不巧的是，他毕业时正逢70年代初，美国政府忙着打越战，而美国民众和大学生们忙着上街反战游行。
学术界不受重视，经费和职位都大幅缩减，生态学和古生物这类不怎么热门的学科就更不受待见了。哪个大学愿意冒险聘任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师呢？即使有导师努力推荐，弗尔迈伊投出的简历还是纷纷石沉大海，连面试也屡遭淘汰。他拿到的唯一一份offer是马里兰大学的辅导员。
弗尔迈伊万分沮丧，他对马里兰大学没什么兴趣，而且多年来和各种机构打交道让他十分反感做行政，但如果拒绝，别说做学术，可能谋生都成问题。
也许是弗尔迈伊对科学的热爱打动了命运，每当他走投无路时，总会有贵人伸出援手。这次的贵人是马里兰大学动物系主任的克利斯（John Corliss），克利斯当时正在组建海洋生态学的研究团队，他非常看好弗尔迈伊，承诺会帮弗尔迈伊把行政岗位换成研究岗。弗尔迈伊最终同意去马里兰大学。至此，盲人委员会可以放心把弗尔迈伊的名字从资助名单里划去，让他去回报社会了。
好事逢双，工作问题解决了，爱情也如约而至。隔壁课题组的学妹伊迪斯·齐普泽（Edith Zipser）曾主动提出为弗尔迈伊帮读，在帮读过程中被弗尔迈伊的人格魅力和他的贝类标本深深吸引。伊迪丝的温柔聪慧也照亮了弗尔迈伊的内心，志同道合的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从此，伊迪丝成为了弗尔迈伊的双眼，带他穿越拥挤的人潮，阅读浩瀚的书海，看见整个世界。
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知心的伴侣，弗尔迈伊的科研之路越走越顺。
1972年他从马里兰大学动物系的试用教员转变为正式的助理教授，1974年就成为终身教授。1977年开始担任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客座研究人员。多年来，弗尔迈伊的研究重点主要是贝类如何在漫长的地球历史中与它们的天敌抗争。他曾经在太平洋西部的关岛沿岸摸到一些坑洼或有破损的贝壳，起初他只把它们当成是有瑕疵的残贝，嫌弃地丢在一边。
多年后，他偶然接触到二战遍布弹孔的装甲车时，才猛然意识到，那些破碎的贝壳中正隐藏着贝类与螃蟹抗争留下的关键证据。通过检查和测量贝类化石上的这些伤痕，他可以了解亿万年前贝类的生活状况。触摸着贝类那些破碎的“盔甲”，他“看见了”它们遭遇捕食者的每一个细节，它们的拼命反抗和垂死挣扎。触摸着捕食者的螯足和下颚，他同样能“看见”它们的强壮和力量。贝类外壳的演化历程正如同人类的军备竞赛。
那些幸存返回的飞机，往往并没有击中要害，所以弹孔的部位不需要加固，反而是没有被打中的部位才是最需要防护的，因为一旦被击中，飞机也就回不来了——这就是著名的“幸存者偏差”。而侥幸逃生的贝也一样会在脆弱的部位加强防御。弗尔迈伊当年丢弃那些残贝，有些正是被捕食者淘汰出局的选手。贝类就像飞机工程师一样，不断改进薄弱部位的外壳设计。但即便有些贝壳非常坚硬，仍然扛不住某些螃蟹强有力的大螯。
比如红斑瓢蟹（Carpilius maculatus），它满是宽齿的螯能在贝壳上施加超过5000牛顿的压力。弗尔迈伊曾经用核果螺（Drupa morum）的壳丢给红斑瓢蟹做测试。核果螺拥有非常坚固的外壳，具备人们已知的一切外壳防御措施：半球形，壳口窄，边缘非常厚实，全身几乎没有什么能让蟹夹掉的部位，但落到红斑瓢蟹手里还是很快被碾碎了。
而一些热带西太平洋沿海的贝类另辟蹊径，它们演化出了有裙边或是突刺的外壳。比如佛罗里达角口螺（Ceratostoma foliatum），它的外壳周围有三道裙褶，这让蟹钳压根抓不牢螺壳，能“钳口脱身”。一般来说，捕食者越强的海域，贝类外壳的形态也就越丰富。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等顶级学术期刊上。
1989年，弗尔迈伊接受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邀请，担任地质系教授，有了更好的研究环境和生活条件和一个同样热爱大自然的女儿。弗尔迈伊的研究热情有增无减，他与妻子和女儿一起外出采集标本，差不多周游了世界各地的海岸和岛屿。
虽然有家人和同事陪伴在身旁，常年在野外的弗尔迈伊依然无法避免危险和受伤。
他曾被魟刺伤，被螃蟹夹伤，被海鳝咬伤，被牡蛎刮伤，探索蛇虫密布的沼泽，和鲨鱼出没的海域，差点碰到剧毒的石鱼……但这些危险和困难，从未使他放弃或退怯。弗尔迈伊练就了“徒手识贝”的非凡本领，能迅速“手动”识别出贝类的科属种，他对野外的探索甚至比那些视力敏锐的科学家更为仔细彻底，令同行们敬佩不已。
据纽约伊萨卡市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奥尔蒙（Warren Allmon）博士回忆，自己陪弗尔迈伊去考察弗罗里达的一个化石层，“他在那里触摸了大概45分钟，然后描绘出现场的所有情景——打斗的海螺，部分覆盖的藤壶，还有一层牡蛎……如果我带你到那里，指给你看，你依然会什么也看不出。但弗尔迈伊用手能看到大多数人用眼睛都看不到的东西。
”对此，弗尔迈伊谦虚地表示，每位学者都有适合自己的方式，不敢妄称自己比其他同事更擅长识别贝类特征。他能通过触觉整合贝壳的综合信息，察觉到更多容易被忽视的细节，都离不开长期的训练。
不出野外的时候，弗尔迈伊就听别人读科学论文，用盲文打字机记笔记。他也聆听其他许多领域的书籍，几乎每天都为自己的盲文图书馆添加新篇章。
1992年，他获得麦克阿瑟奖天才奖；1993年第一部著作《贝壳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Shells）出版；1997年担任美国博物学家协会主席；2000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颁发的丹尼尔·吉罗·艾略特奖章（Daniel Giraud Elliot）；2021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AAS）院士。
弗尔迈伊拥有一个庞大的贝壳标本库，可以说，弗尔迈伊最终获得了与他的成就相称的荣誉，但他内心非常清楚，如果离开家人的支持、导师的帮助、妻子的陪伴以及用不完的好运气，他可能永远都与科学无缘。
对于更多社会中的盲人来说，失明后拿到的就是悲剧脚本，他们要面对的冷眼和歧视依旧无处不在。因此，弗尔迈伊在做学术之余还会积极帮助社会中的盲人群体，给美国盲人联合会捐款，支持盲人教育，鼓励有科学信仰的盲人坚持下去。
他还向盲童的家长和老师提出以下建议，有助于培养盲童对科学的兴趣——1.让孩子仔细地探查各种物品，以此磨炼他们的观察技巧，2.早点开始，不要只依赖学校，3.坚持使用盲文，最好自己也学会盲文，4.让孩子的兄弟姐妹也参与进来，5.建造和拆解各种机关，从复杂机器到日常家居用品，从而让盲童了解事物是如何工作的，6.鼓励阅读，哪怕是那些看起来“过深过难”的书籍文章，7.营造一种自由的探索氛围，让孩子获取知识，质疑权威，8.保护孩子的选择自由，不要单方面规划孩子的未来，9.培养敬业心、长时间的注意力、以及在了解可能的风险后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
如今，年过七旬的弗尔迈伊依然置身于他的贝类标本之中，几十年来，他收藏的贝壳已经超过数万件。每次用指尖碰触它们的纹路时，弗尔迈伊的脸上依然会流露出无限的喜悦，并不时发出一声感叹，就像四年级时第一次捧起科尔伯格老师的贝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