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戈革：一位“科学史的英雄”
编者按：今日继续推送熊伟追忆戈革先生的旧文（上篇点此链接可阅）。《赛先生》征得刘钝先生同意，借用他当年为熊伟编发《读庄偶拾》系列写的编者按，以供读者了解本文作者熊伟的有关背景。（以下引自《科学文化评论》2009年第6卷第1期）
熊伟本科学的是物理，研究生论文作的是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玻恩的科学贡献和哲学思想。
其人生性淡泊，习科学而喜文学，史特别是哲学，以致外人将他同那个专研海德格尔的北大教授视为一人。不过这位熊伟对于著述留名之事不甚介意，常常把写好的文章贴到网上就不去管它了。
去年（指2007年）戈革先生驾鹤西行之后，网上流传的一篇纪念文字在北大科学文化论坛转载，有人发帖求证作者何方神仙，问者应是70、80的小后生；学术圈中稍早些的人士一定知道，与戈老先生交往到一定程度而未挨骂且被引为忘年知己的世界上只有一人，就是我们这位熊伟。
此文后来增补修改后以《古道西风忆戈革》为题发在本刊5卷3期上。
熊伟的业师也是一位对人对己都非常严格的批判家，竟然容忍弟子整日同他人谈书论画侃金庸。这成了熊伟颇以为得意的一桩事，而这一令人称奇的本领大概得益于他对中国儒道文化的活学活用吧。熊伟亦曾洋洋自得于“先生不骂我”，他似乎不知道其师与别人说过“熊伟人聪明，就是不务正业”的话，或许更多地将此话当做表扬而领受了？从中西文化与近代科学思维的角度来看庄子，大概也是“不务正业”这一评语的具体表现了。
熊伟现居加京渥太华，身为电脑工程师却不用手机和微信、脸书等交流平台；出于许门而被戈翁引为忘年交，亦一奇人也。
守则的史学家
生命有限。不甘心于此，人们总是在探索如何超越生命的有限性。据《论语》，有学生请教孔子关于死的问题，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在谈到鬼神的问题时，孔子又说：“敬鬼神而远之”；再加上“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基本是堵死了中国人的宗教解脱之路。
结果，中国人超越生命有限性的基本方法不外历史与生物二途。在生物学上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让家族基因延续下去）；于历史则是“清史留名”（前人为后人楷模，后人以史为鉴）。生物是承上，历史为启下。因此，中国是一个很看重历史的国度。在实践上，世界上没有那一个国家比中国有更完备的历史记录。可是正因为历史的重要性，统治者往往要粉饰自己，一有机会就要篡改历史。
于是，人们就把很重的道德标准加在史官身上，产生出“在史董狐笔”的史德传统。
随着科学的昌明，历史的重心也在转移，帝王将相、政治人物不再是历史学家的唯一关注；相反，科学史上的英雄人物会愈加重要。为了说明这一点，戈先生一再引用美国的理论物理学家费曼的话（大意）：从长远的眼光看来，例如从今后一万年的眼光看来，十九世纪中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应是法拉第－麦克斯韦电磁学的发生和发展，而例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则将褪色而成为一种只有地域重要性的事件。
科学史是对科学作历史分析和历史评价，以求吸取思想营养。戈先生认为，科学史作为一个学科，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故然，治科学史的人要懂得科学，但它的本质更应该是“史”，所以它的从业人员应该具有史者的素质，那就是要有“才、学、识、德”。在这里些素质中，以道德和原则最为重要。戈先生以身作则，他说：“我以一个科学史工作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认为一言一行，首先要对得起自己。因此绝不肯拿科学史来开玩笑。
”对于他科学史是很严肃的学科。
美国科学哲学家罗伯特·科恩主编的《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是一套影响很大的丛书。
1990年，中国科学哲学家范岱年先生出任主编，为该丛书编辑了一册《中国学者对科学和技术的哲学与历史之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书成，范先生向戈先生索诗，得句曰：科学与民主，由来非等闲。
前贤苦求索，青史血斑斑。诗的基调是沉重的。回顾世界科学史，特别是1949后中国科学的状态，戈先生的描述可谓准确。
1980年，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迎接科学的春天。对于治科学史，戈先生给自己定下了三条“守则”：严于责己，肯于责人，敢于坚持。二十多年来，戈先生确实是恪守了这三条极不容易坚持的守则，做到了说话算数。他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他后期的名片印有“教授（退而不休），被孤立的科学史工作者”，便是他坚持这三条守则结果的写照。
对于第一点，他对自己“在高温高压环境下”作过的“批判”文字很惭愧，有愧乎“良史”。中国仍然是人治的社会，不能保证春天常在。他表示如果政治再度转变，他也决心保持沉默而不会再做“应声虫”（后来，戈先生在大是大非关头的行为，确实表明他是有风骨的）。而且，在没有彻底弄懂时，他不去“炒作”，而宁愿“述而不作”，多做介绍和翻译的工作。确实，相比于翻译，他的研究工作的比例是很小的。为学术，他是舍得时间和精力的。
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他所下的功夫确是外人很难想象的。常常为了一个小问题，他会写信去请教许多国家的学者。例如，有个“三人尝醋”的故事。故事并不见于玻尔本人的著作，而是有人写文章说是玻尔讲过的。据说这三个人是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他们因为观念的不同而对同一实体“醋”感受不同。如果玻尔真的讲过这些个故事，那么他是从什么渠道知道这个故事的呢？戈先生为了找到这一故事的起源花了不少心血。
他曾经写信给博学的钱钟书先生求解。钱先生回信说他也不知道。经过二十多年的追寻，拜互联网的发达和热心的年轻朋友的帮助，戈先生才最后找到了答案。原来“三人尝醋”的故事源于日本人冈仓天心（Kakuzo Okakura）的《茶之书》。该书在1910年左右就有了丹麦文版本。那么玻尔（1885－1962）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完全可能的了。
在“肯于责人”方面，戈先生身体行，和前辈、平辈和晚辈在学术上都有过激烈的交锋。不论其中的是非对错，戈先生确实是遵循了他的守则。这方面屈儆诚兄怀念戈先生的文章有很生动的描写。戈先生自己也是意识到他得罪了许多人的。他曾经写道：“要知道，我是一个很不好惹的老家伙，从来不是郑所南所说的那种‘逢人但点头：好、好、好、好、好’的人物；一辈子批评别人不看势头，常被人家恨得‘牙痒痒地’。
”不过，他也能看到别人的长处。例如，戈先生说他虽然和钱临照先生有许多大的分歧，但他对钱老永远尊重。曾经留英的钱老是为中国晶体和固体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工作的先驱，同时也是以现代光学和物理学知识来研释古籍《墨子》的最初推动者之一。他于四十年代初完成的《释墨经中之光学、力学诸条集》是古代物理学史论文的经典之作。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之中，多处援用和参考钱老的成果。
戈先生多次谈到钱老赢得他尊重的一段对话。“有次会议他们同住一个招待所。某天钱老问戈先生：‘你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物理学？’‘应该说有吧？’戈先生说。‘那是什么？’钱老不要含糊。‘例如钱先生您很有研究的《墨子》。’‘科学的最重要的特点是系统化，而《墨子》中的论述却根本谈不到系统。’钱老不以为然。戈先生为此触动很深：钱老头脑清醒，不敝帚自珍，也不抱残守缺。
在敢于坚持方面，戈先生也真是我行我素，决不随波逐流。在1980年，戈先生给科学史在中国当时的状态开出的诊断书是“政治的奴仆”和“哲学的附庸”。戈先生为改变这一现状作了不懈的努力。他赞同“历史是通过举例来传受的哲学”，而不是依附于某种哲学的次生学科。因为，历史在本质上就是哲学的，它的目标是“通古今之变”，要研究和揭示普遍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历史是独立的学术，更不是政治的工具。
他最看不惯的是中国许多研究科学史的人有一种“爱国情结”，认为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在这种潜意识下，中国的科学史研究有夸大和攀附的倾向：服务于塑造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性”。戈先生认为这是很有害的。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因为这只会“引起国际上正派学者和其他有识之士的鄙视和嘲笑”。为学术的纯净，他不惜得罪中国科学史界的知名人物。例如某名家把“泽中有火”解释为“《易经》中有关于石油的记载”。
对此，戈先生在学术上进行了批评。他旁征博引，讨论周详，说明《易经》是卜卦之书，并不是“博物志”。他论证说六十四卦中，可以排出“泽中”有火、有水、有天等等。他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问道：如果“泽中有火”就是“石油池着了火”，那么“泽上于天”又是什么“自然现象”呢？同样地，戈先生也质疑有人认为晋人张华有机械共振认识的观点，写了长篇文章。
他引经据典，对这一观点所根据的《博物志》进行了分析，结论是该书只是一种很拙劣的笔记小说，完全不能作为科学史料的来源。
戈先生另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课题是他对海森堡的研究。在肯定其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同时，戈先生认为海森堡大德有亏，因为他曾经合作于纳粹。戈先生著有《丹京夜话：海森伯暮夜访玻尔，弗雷恩编剧演奇闻——二十世纪物理学史中的一段公案及其有关的新资料》，可惜还没有出版。
戈先生在科学史上的成就主要是在量子物理学史方面。他对这段历史的用心是与他的玻尔研究相辅相成的。他对量子物理学的主要科学家都有研究。翻译过许多主角的传记，写过不少评价文章。他曾经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家”部分的副主编。
他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和《科学家传记辞典》写过多个辞条，包括“物理学史”、“古希腊罗马的原子论”、“伦琴”、“赫兹”、“麦克斯韦”、“弗朗克”、“玻尔”、“奥格·玻尔”、“泡利”、“普朗克”和“海森伯”等。戈先生的科学史论文（不包括专著）大都收在他的《史情室文帚》中。该书收文八十余篇，分为三个部分：玻尔研究，玻尔以外和类书辞条。
戈先生也很热心于科学的普及。他的科普文章也很耐读。收入《金苹果文库》的《学人逸话》、《玻尔和原子》为其代表，都可称作大家小书：作者是大家，对问题有很深刻的研究；而文章短小，阅读花不了许多时间，却值得细嚼玩味。例如，在“略谈‘互补原理’”（收入《玻尔和原子》）的短文中，他很清楚地把互补原理归纳为：设有一种理论Ｔ（例如量子力学），满足下列的条件：
1.T包含着同一研究对象（例如光）的两种不同的描述Ｄ１（例如波动描述）和Ｄ２（例如光子描述，即粒子描述）
2.D1和D2涉及相同的研究领域U（例如微观现象的领域）
3.只取一种，不论是D1还是D2，并不能全面地说明领域U中有关该研究对象的一切现象
4.D1和D2是互斥的，它们并不能统一成同一种“图景”；就是说，如果人们试图把它们结合成同一种描述，就必然得出矛盾的结果
5.结合不同的具体条件而分别使用D1和D2，就能包举无遗地说明U中的一切现象
这时，理论T就叫做具有互补的诠释，而D1和D2就叫做彼此互补的描述。怪不得屈儆诚兄在称赞戈先生时说：“特别是对互补原理的阐述，多年以来，多少科学家与哲学家作过多少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多数把人弄得糊里糊涂。而老先生的笔下，却是清澈如水。直到今日，我仍然认为戈革先生有关互补原理的解释是最好的中文表述。”
博学严师
在戈先生取得成就的文章，篆刻，诗，翻译，玻尔研究，科学史研究，教育，书法，绘画等领域，严格地说，只有教育才是戈先生的“正业”。1952年自清华研业生毕业到1993年退休（其中有一段时间属于返聘），四十来年，先生的职业便是教书育人。不过，正像先生用心很多的量子理论，先生在从事教育方面的图像有些“奇怪”和费解，呈现“二相性”。戈革的学生注册卡和成绩册（清华大学档案馆提供）
一方面是他的同事和学生对他在教育方面的成就的称赞，另一方面是他自己诗文中反应出的对此境遇的失望。毫无疑问，就凭戈先生在文理两科许多方面的成就，博学二字于他丝毫没有夸大的意思。作为物理老师，戈先生有着极好的训练和功底。他曾是一个很用功、玩命学习的好学生，虽然一度想当“才子”（文学青年），但在哥哥的劝说下，最终还是选择了物理学。
194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两年后联大各校复员北上，因为不喜欢体育，而听说清华体育很严，他就选择了北大。北大毕业后，他又到清华读研究生，师从物理学名教授余瑞黄先生。
戈先生出版过教科书《宏观电磁场论》和《地震波动力学基础》（与人合作），他还发表过许多讨论物理学与物理学史教学的文章。
拜互联网之赐，我们可以读到戈先生的学生和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戈教授的《宏观电磁场论》“极大地激起了我们学习电磁场论的兴趣，因为无论是章节的编排，内容的表述，还是图解，在当时的专业基础课教科书中都是最好的。但是我想，能够拥有戈革这种学者的大学，一定是不错的大学！我们不应该冷落戈革这样的纯粹学者！我以学校里曾经拥有戈革这样的前辈感到自豪！
从原著出发，严谨治学，正确理解原著的真正涵义，总使我想起戈革老先生当时的教诲。真正缺少的大概是戈革的那种执着和学术独立！现在对石油大学的记忆已不多了，但是对于一个未当面领教的神交朋友却依然有印象，可见戈革老师的人格魅力。
不过，从戈先生的诗文看来，他的教育生涯是很不如意的。例如，1957前后写的“自况八首，非一时之作也”，其一为：愿乞鸾胶续旧游，再来蓝墨亦难求。钱囊场论皆空洞，（自注：授“场论”课被诬为“空洞理论”。）且卧渣轩摩斧头。
（自注：以贱值得碎玉，谓之“玉渣”。又得残玉斧，甚宝爱之。）写于1979-80年的自题所著《宏观电磁场论》二首云：不识游湖李慧娘，也能开罪贾平章，廿年旧怨如明镜，谁肯冬烘学宋襄？
书生骨相本清寒，臭九穷三大可叹。此卷十年呼“毒草”，而今印出有人看。（自注：浩劫期间，所谓知识分子位在地主、富农……之后，居第九位，谓之“臭老九”，人见人骂，成为贱民。四凶既败，我辈恢复名誉，位在工农之后而贫困如故，谓之“穷老三”焉。）1991年的“在丹麦逢七十初度，国内同人寄赠贺卡，即答”：人生七十更糟糕，二十年前号“草包”。作得铁生老前辈，已将白卷抢先交。
（先生有长注曰：“‘左派’理论谓教授皆‘草包’。浩劫期间，诸实验员起而‘造反’，用各种刁难怪题‘考教授’，并挂黑牌，称为‘草包证书’。余在‘考场’不答问题，等于‘交白卷’，比‘白卷英雄’张铁生尚早数年，而此日在贺卡上签名者，即不乏当日之‘主考’也。”）1995有“题画梅五首”，现录其二、五两首于下：最厌山花烂漫时，恶香俗艳占高枝。春光搅作大锅饭，桃李纷纷竞叛师。百花头上莫多情，桃李春风有不平。
四十年来见无数，叛师多是好门生！
无疑，上面两种图像的差距是很大的。与戈先生在同一教研室共事多年的黄纪华教授认为，理解上面两个看起来矛盾的图像之关键，在于戈先生是一个直率的严师。因为直率，他常常得罪人（特别是领导）。在他执教的大部分年月，又恰逢中国教育畸形发展。他对学生的严格往往被认为是站在学生的对立面上，是他“反动”、“顽固”的自然表现。他的直率在于他有独立的人格，不跟风，不看势头。
六十年代，学院有位院长开会传达上方旨意，宣扬读书无用。院长发挥说：“没有大学教育，也能成大科学家。例如，爱因斯坦就没有上过大学。”这时，戈先生就写了一个条子传上去。院长接到条子后说：“有人递条子，说爱因斯坦上过大学，这和我的了解是不一样的。”会后，分小组讨论，戈先生又率先发言，说：“爱因斯坦被咱们院长开除了！”
后来，戈先生成为“反革命分子”，这件事成为“反领导”的证据之一。
戈先生成为“反革命”后，有领导找他谈话，开导他，暗示他跟随领导提供的线索：“你说说你为什么活着？”领导预期的答案不外乎“为党”、“为人民”之类。不过，戈先生的回答颇让对方感到惊讶，他说：“我不活着，我怎么办？”这个答案，放在今天可以作为郭德纲的包裹，一定会把人逗得哄堂大笑。
不过紧绷阶级斗争之弦的领导并无幽默感，戈先生实实在在的回答不仅使他很不满意，他还明察秋毫地抓住了“阶级敌人反扑的苗头”，给戈先生又开了几天批判会。
戈先生自己不懂决不装懂。有次政治学习，读报的人同往常一样，见了不懂的就问戈先生。这次，戈先生表示，这词语他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读报者非常高兴，说：“嗨，先生你也有不懂的词啊！”第二天，报纸上有一个说明，昨日印错了字。
那错字正是在戈先生不明白的词语中。敢于严格要求自己，戈先生对他的学生也非常严格。在答疑时，戈先生有个“三不答”：一、不是物理问题，不答；二、没有上课，不答；三、不预习，不答。有些只是混文凭的学生，就说他故意刁难学生。但是，对于好学的学生，戈先生是尽心尽力的。六十年代初，石油学院没能从综合大学得到物理系的毕业生，本校有些物探专业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物理教研室作老师。他们的物理基础差，需要补课。
戈先生为这些新同事开了一个非正式的研究生班。帮助他们补修电动力学等课程，以期他们能够作合格的物理教师。这些额外的工作，都是没有报酬的。叫人叹气的是，戈先生被打成“反革命”时，这些无私的奉献也成了罪状：“妄图腐蚀革命的接班人”。他在石油学院，上的都是重头课，例如热力学、统计物理、电动力学等。可惜，在一个工科院校，这些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正如戈先生的同事乐光尧先生所指出：工科院校的物理不仅不受重视，还被定为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专业。不过，有上进心的同事们还是以他为榜样的。有一位老师，他去上课不带讲稿。其他老师批评他。他说：“这有什么错？我没有遗漏任何东西啊！戈教授上课也不带讲稿，为什么不说他？”“你怎么能和戈老夫子比呢？”其他人说。他同意：“是的，我是无法与他比。
”十几年后，这位老师仍然在会上公开说：“除了戈老夫子，别人我都敢比！”
文革后，其时任院长的教育家、化学家杨光华教授专门去听戈先生的课，他还组织全校教师去观摩。戈先生的教学艺术受到很高的评价。大家公认他讲课语言深动，物理概念讲得清楚透彻。据有位在华东石油学院（山东东营）听过戈先生课的77级学生回忆：戈教授是一个保持老式传统的学者。上课时，他身着中式蓝衫。
开课时，他衣着整洁，认真地鞠躬回答学生们的起立。课结束时，他的蓝衫洒上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粉笔粉末。因为他高度近视，时不时地要调整沉重的厚眼镜，他的脸上也会有白色的斑斑点点。他上课有激情，自己也是很陶醉的。关键的物理概念，他都会写出英文。大教室总是爆满。他也欢迎学生去他的住处答疑。那时他的家人还散落四处。他给学生们推荐的课外参考书是费曼的物理学讲义。
这位同学是赶上了好时候，不久，戈先生就调回石油学院的北京研究生院，就不再上大课了。
戈革辅导学生
戈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博学严师。如果他执教的年代没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如果他不是在一所不重视理论的工科院校，可以肯定他在教育方面的成就还会大许多。当然，戈先生执教四十来年，虽然客观条件很不如意，但海内外还有许多很有成就的人自豪地称自己是戈先生的门生。
2007年1月22日是戈先生85岁生日。这一天戈先生的一批在北京的学生还为他组织了一次生日活动。他们订制了一只生日蛋糕，上面用奶油制作了八个桃子和五个李子，寓意先生的八十五岁华诞和“桃李满天下”。
戈先生是学问很大、目标很高的人，他一定有着对自己更高的要求。严济慈先生有句话：“所费多于所当费，便是浪费。”稍微修改一下，也可以说：“所获少于所当获，便是浪费。”戈先生说他一生有许多遗憾，不能尽平生所学，更多地培育英才，以至于他的诸多学问，“其‘泽’一世而斩”（戈先生语），也该是这许多遗憾之一吧！
黄连树下弄琵琶
本节标题取自先生题赠给我的一首诗（1989）。全诗曰：人家呵道看梅花，我坐寒斋吃苦茶。莫笑先生溺丝竹，黄连树下弄琵琶。我觉得“黄连树下弄琵琶”很贴切地表达了戈先生的艺术生活，故取为本节的标题。
自古以来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一些敏感的人。他们能见人所未见，体会常人觉察不到的滋味，再通过艺术技巧表示达出人之所未尝“言”者。仅有技巧而无独特体验，则只是匠人。中国古人论诗，多有“穷而后工”之说。
意思是人生的逆境往往给有艺术气质（敏感）的人提供更多体验人生的机会。戈先生的艺术生活满足以上所论。先生是一个多情而善感的人，虽然他的训练是物理学的，而一生的职业也是所谓理科的，但他的气质却是艺术的。他晚年还有这样的感叹：“现在想来，我的天性确实和文学相近，后来学了科学实在是一种误算。”
先生失去双亲较早，他之选择科学主要是长兄的主张。他的哥哥是学工程的，四十年代已经是玉门油矿的矿长，后去了台湾。
当然，根据中国的实情，学文的人离政治更近，而中国的政治又是残酷的，兄长的考虑不能说是不高明。戈先生学了理，照道理该是自己和执政者都可以大加利用的工具。先生懒于开会，也躲过了反右，本来是可以逃脱劫难的。可惜，因为对古典诗词的喜爱，结交了许多文人朋友。其中有一位，先生“爱其才调而忽其人品”，“和他过从甚密”，引以为挚友。
不曾想到此公在文革中将先生的诗词上交组织，先生“立刻被抓进了‘劳改队’，受尽了打骂，摧残，折辱和‘斗争’”。先生兄长定下的弃文从理的避祸之计终于失败，所以先生才有是祸躲不过，“学了科学实在是一种误算”的感叹。
幸或不幸，他“一生不得意，常怀悲愤”，这种经历却也给他了足够的“穷而后工”的本钱。1982－1983年间写给他的甥女蔡林女士的三首诗，颇能表达先生的精神状态，诗曰：我岂多财贾？新来长肚皮。（自注：稍发胖）稍微有知识，便不合时宜。洗眼观螃蟹，拔剑赶苍蝇。喜怒形于色，人生太不轻。受尽腌臜气，从来未释然。时还读青史，无趣骂苍天。
大约同期，有了许久不通音讯的表兄的消息，先生治印留念，又有诗二首云：噩梦惊魂历几场，齿牙摇落视茫茫。我生不带封侯相，羞说雕虫一技长。（自注：“一技之长”之语也曾流行一时。）带料连工送已多，天翻地覆紧折磨。（自注：常自买石料刻印赠人，谓之“带料连工”。）一生受尽窝囊气，看剑挑灯待怎么？
先生是一个多情的人，却又不肯也不愿看透。
在去世前半年的2007年六月，他在《尼耳斯·玻尔集》译后记中写道：我自谓一生最大的悲衰就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不相信任何“天国”和“来世”的存在，因此一生在精神上没有任何自欺欺人的虚幻寄托，从而只有绝对的失望和悲哀。任何宗教，除了迷信的成分以外还有许多哲理性的成分。我连那样的成分也不能完全信服地接受。例如《金刚经》中的“六如”偈子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我明知此种“万法皆空”的思想有其“合理的内核”，但是我生具“钝根”，年逾八旬而仍然放不下，看不破许多烦恼，岂不可笑而又可怜乎！唉！唉！！唉！！！（全文载《科学文化评论》2008年第4卷第5期，108－120页。）
没有宗教的解脱，艺术就成了排解他心中不平的主要渠道，这是符合孔子所提倡的“游于艺”的。戈先生曾说“从书法和篆刻中得到乐趣，而变化气质，而且开拓胸襟。此种文化修养，亦非任何灵丹妙药所可取而代之者也。”先生自幼年起就喜欢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他自称“中书毒很深”，“在性格上受到了这些作品的深刻影响，留下了永世不灭的烙印”。他推崇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侠客，行为也效仿之。
熊伟私藏终于，今年一月，先生的文学批评专著《挑灯看剑话金庸》由中华书局出版。承蒙先生的女儿戈疆女士送我一册。往日我得戈先生的书，必有先生的题签和钤印。现在扉页一片空白，心中一阵悲凉。《挑灯》有三十二章，加附录“读《〈蜀山剑侠传〉探秘》”及序与后记，约二十万字。先生说：“老夫读金庸的书，往往过颊即空、入口而化，如洪七公吃黄蓉所做的菜一样。吃菜之后，就得拿出点真东西来。
”依我陋眼看来，先生的武学功夫还在于熟透还珠楼主、张杰鑫、白羽、郑因一、不肖生乃至唐人传奇。不时参习多家武林秘籍，再加之以科学训练和人生际遇，先生练得浩大真气，成就两套绝世剑法，一曰“理”、一曰“情”。理剑丝丝入扣，密不透风，折高手锐气；情剑则攻心为上，志趣高雅，服人于无形。
倪匡评价金庸则曰“古今中外，空前绝后”。
先生以理剑析之：指第二句中有“前”、“后”，第一句中的“古今”可删除；又因外国无武侠小说，“中外”也不必。“绝后”是谁也说不准的，“空前”则要看什么是标准：严格讲，任何人、物和事件都是不同的，也都可以说是“空前”的。所以倪匡之言只是有情绪的意义，算不上符合逻辑的评价。《神雕侠侣》中赤练仙子李莫愁，不离一曲“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先生施以情剑：称元好问的《雁丘词》写的是夫妻双雁，一雁为人捕杀，而另一雁不愿独活，殉情投网而死的故事。李莫愁只不过因失恋而仇视社会，成为杀人魔头，又如何配唱元好问的《雁丘词》？
先生以上乘情理剑法，或情或理，或情理浑然一体，剖析金庸的妙处，也随时挑出金庸的破绽（特别是学问上的不足），还列出许多可以深入研究的课题。
先生曾自诩武侠小说是他可以带研究生的领域之一（另外两个领域为量子物理学史和篆刻），信然。先生曾经有为金书各女主角吟咏的设想，后来却因《金庸人物印谱》付梓一事的落空，又加上《挑灯看剑话金庸》出版过程的曲折，坏了兴致。终于，先生只是给他最为心仪的王语嫣（《天龙八部》）作了一首《鹧鸪天》，词曰：生小琅环读秘书，由来国色出姑苏，分明井底投怀燕，正是心头记事珠。辞绣阁，走江湖。幡然一悟辨贤愚。
年年大理茶花好，恩爱深宫锦不如。
小生每思及此，便为之叹息：若当初的计划得以实现，则金学又会丰富许多！若再成一册，集这些女主角的吟咏，配以先生为她们治的印，岂不又成一文化珍品？在学术上，先生对伪造或夸大中国科学史服务于政治深恶痛绝，但他绝对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对中国的文字情有独钟，常常对洋人有这般同情：“可怜他们无中国之方块字，故不能从欣赏书法和篆刻中获得更多的享受。”
先生学印，从文字学入手，每用一字，必通晓其形、声、义的发展过程，不满足于照猫画虎。“印学家不但要知道各个汉字一般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而且更要知道各个字在以往各朝代的印章中的使用情况。有时因为用处特殊，个别的字的结构会有一定的改动；就是说，印中有些字的字体会与在一般文献上不同，作印者不可不知也。”
印人之中，他最重吴昌硕，尊之为千古“印圣”，也喜欢赵之谦和陈衡恪。再就是齐白石，谓“白石之印，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和传统各派的渊源比较淡薄，往往出奇制胜，乃印中之奇士也。”他“习书法必多阅碑帖，习篆刻必多阅印谱。应朝夕揣摹，手摩心追，寝馈其中，神游象外，始能得古人之神髓，开千秋之生面，所谓‘推陈出新’本是此意，若无陈可推，又何有于出新乎？”
先生治印数十年，习惯于辨认和自写中国字（各种篆文）的反体。这对他的书法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有治印的功底，先生的金文篆体中规中距，很有力度。五十年代，除了印谱外，先生还热衷于收集古玉，常常抽闲出入琉璃厂、隆福寺。他收藏过一些时代不晚于殷商的玉器。其中有的还得到过大收藏家张伯驹老先生的称赏。如果没有文革的话，先生很可能在收藏方面有所建树，成为一个大收藏家。
可惜，由于挚友的出卖，文革初起时，他的衣物书籍立即被“封存”，所藏书画被迫上交，从此泥牛入海了无消息。工科院校里，碑帖印谱知者甚寡，就仍被“封存”在他的住所。因避祸，大部分由先生自己“亲手抛散，其惨益甚”，只有少数实在舍不得的幸存。这是先生的大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大不幸！
在艺术的实践方面，前文已经涉及先生在文章、诗词、篆刻方面的成就，这里仅就其书画略说几句。
艺术于戈先生是最纯净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作品的经济价值。他的书画从来没有卖过，只是自用，或者赠送亲朋好友。如果你去过他家的话，就会看到墙上的书画都出自他自己笔下。有几幅书法作品给我印象至深。其中有幅对联，曰：何止十年号牛鬼未尝一日信狐禅。字体是金文的。也只有金文才有足够的力度来表达先生心中的悲愤。先生书此联时“四人帮”刚刚被抓，文革尚无定论，戈先生张贴的对联很让心有余悸的亲友不安。
后来，这幅对联还参加过他们学校举办的书法展览。
1984年，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先生为祝贺鲁桂珍女士寿辰，托人请戈先生写字。戈先生以篆书写就一个条幅，条幅上是一幅对联：寿如金石 学贯天人。后来，为祝贺钱临照先生杖朝之寿（1986年），受中国科技史学会的委托，戈先生又用同样的八个字为钱老写了一个条幅，也是篆体。
戈先生有朋友在美国买了新房，专门请先生为他们的新居拟定斋名，并请题字，填词，刻印以彰之。南唐冯延巳的词常被方家认为是缠绵悱恻。前文提到的“《鹊踏枝和冯十四首》”作于1972年，很得行家激赏，认定格调古雅，敏感多情尤胜于冯。先生晚年又作“《菩萨蛮和冯延巳八首》”，亦是多情善感，并题写在宣纸上，“以求传世”。
香港有大名家，晚年也喜欢四处题字。有好事者照了像片让先生鉴定。先生直率，口无遮拦，评曰：“笔无笔法，墨无墨法”。传到那大名家耳里，大名家大为光火，也成一时谈助。
先生的行书往往受到他眼疾的影响，有轻微的天生“右倾”：如果一行字很长，若以起头的字和结尾的字作为两端划线，你就会发现该线的结尾向右略为倾斜。有时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会校正，而引起一些小小的起伏。这个因眼疾引起的微小偏差，不伤大雅。先生的字有个性，耐看。
先生信奉潘天寿所倡导的“四全”之论，认为一个人必需在“诗、书、画、印”上都有造诣，方可称为艺术家。先生曾经感叹经过不断的文化摧残，今日能同时通此四艺者已如凤毛麟角矣！戈先生的艺术实践确是遵循“四全”之论的。实际上，他的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讲究“诗、书、画、印”的互相补助，协调统一。
试举一例说明。
1994先生第三次去丹麦的尼耳斯·玻尔文献馆访问时，适逢夏天应玻尔家人之邀前往其家族的夏屋“石南园”聚会。与玻尔的四子奥格·玻尔、派斯等人论“道”（玻尔的思想）。戈先生给夏屋送了一幅画。画的左侧是藤和交错有致的墨叶，藤上有两个桔黄的葫芦。右侧为题记和诗。画上有印三方：题记的签名之下是“红莩戈革”，葫芦左侧，介于墨叶之间，延竖向是人名印“戈革”和闲章“小楼一统”。
全画的几何结构稳重（学术气，不轻浮）而活泼（不古板，有灵气，有创造力）。墨叶又托以深蓝，藤端的小叶则稍有绿色。桔黄的葫芦，红色的印，再有墨色的题记和诗，画的颜色搭配也是协调而有趣味。
再看内容：在玻尔家和玻尔的亲人暨世界上的玻尔权威们论玻尔之道，先生故以“画葫芦”来表达自己的敬道之心。题画之诗更加明白，诗曰：梯斯维里石南园，作得千秋圣地论。我到门前惟下拜，画图鸿爪小留痕。人人依样画葫芦，识得精微妙绪无？脱略言筌到真谛，会心一笑见功夫。
闲章“小楼一统”则寓意先生闭门译书，独力汉化《玻尔集》的劳作。这幅作品的“诗、书、画、印”四项即使分开来看，每项都是佳品，它们又合起来共同成就一件艺术佳作，可谓“四位一体”，来表达先生参与盛会时的心情，真是妙不可言！
王树军提供
先生曾送我一些画，其中有一幅是裱好了送我的。此画作于乙亥（1995）年，先生已经是七十多岁。这画右侧是红梅（交错有致的墨枝和红色梅花），左侧是题诗。
画上有三方印：一印在红梅下方，印乃一只扬双翅挺胸昂首而站立的鸟，形肖凤凰或金鸡。先生说此印乃是“肖形押角印，这本是汉印中的‘朱雀’（即‘凤’之形），我用来代表自己的生肖，即‘鸡’，所谓‘落了魄的凤凰不如鸡’也。”另外两方印在题诗和签名之下：分别是“红莩戈革”和闲章“七十莩画”。这画也透着几何结构的平稳而不呆滞，色彩和谐。题诗则意趣高雅有书香，诗曰：好花何必入离骚，斗雪凌寒气自豪。
莫指千秋说长寿，胎仙原是小儿曹。盖《离骚》中有兰无梅，古人多有议论。诗还用了北宋林和靖处士梅妻鹤子的典故。胎仙是鹤，而仙鹤虽有千年之寿，在典故中却为梅之子。这些都用来写梅之不凡。
戈先生的画多为花卉，偶有山水。他曾寄我一幅“晴峦飞瀑”。画无题诗，想是先生练笔之作，构思却也有奇意。先生的花卉题材很广。
因画多题诗，虽然画多送人，散布各处，但从他的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梅、兰，还画竹、葡萄、莲、牡丹、桃、丝瓜、扁豆、牵牛花、荔枝、月季、柱顶红等等。他爱菊，菊也爱他，曾在文革中先生成落难之时托梦，使先生得一号曰“拜鞠”，因而先生也最喜欢画菊。他画过各种各样的菊：白菊、红菊、绿菊、金菊……。先生的菊画也常常会有别的花草来陪衬，例如兰，间或缀以奇石。
国画常把花鸟归纳为一类。但先生不画鸟，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从小有眼疾，而鸟的眼睛小，目力不好就很难画好鸟的眼睛。鸟眼画不好，就不能写出鸟的神态。所以先生索性不画。
戈先生的家人和朋友们给我寄来他们珍藏的戈先生画作的像片。我读了这些画后，总结如下：戈先生的画追求“诗、书、画、印”互补，重视几何结构与色彩的协调，写心头情思，有书香，人文气浓，耐品味。
悲剧英雄
2001年，美国物理学会评价戈革教授：科学史的英雄。美国AIP物理学史中心的《通信》曾有文字，称戈先生是一位“科学史的英雄”。戈先生把学问看得很重，很用功，很玩命。他极具才华，也很有成就，但他的才华远远设有充分发挥出来，成就也远远没有达到他应该和可能的目标，许多人为的障碍阻止了他！
与戈先生同事五十五年的乐光尧先生也是清华毕业的，根据他的回忆，戈先生是“很不得志”的：当时（四十年代末）北大物理系有两个尖子，一个是于敏，一个就是戈革。于敏在北大作了张宗燧的研究生，专研理论物理，后来转到科学院当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以后参加“两弹”研制，对我国氢弹研制的突破，作出了最主要的贡献，是后来23名“两弹元勋”之一，也是中科院院士。
（据戈先生的同事黄纪华先生回忆，于敏先生曾经和别人谈起戈先生，说“戈先生学得比我好。”话传到戈先生处，戈先生的回应是，“我们两个学得一样好。”）
1952年1月戈先生研究生毕业，这时己是由“组织上”统一分配而不可能由自己选择去向。按照当时清华物理系的情况，毕业的研究生要么是留在清华，要么分到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几无例外。
就乐先生记忆所及，与戈先生同时时或先后的研究生，如黄祖洽（理论物理，导师彭桓武）分到科学院近代物理所，陆祖荫（流体力学，导师周培源）先留校后去高能所，张泽瑜（流体力学，导师周培源）留校，容保粹（金属物理，导师葛廷燧）分到金属物理所，周光召（理论物理，导师彭桓武）院系调整后到北大，后去理论物理所等等。
唯独戈先生一人，主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却被分配到济南的山东工学院，不仅离开了北京，而且是一所普通的工科学院。这对一个志在理论物理的毕业研究生，在当年“毕业分配定终身”的情况下，对他今后一生的学术生命真是致命的，这是他一生“不得志”最要命的一步。
以后由于他一再要求调回北京，也由于1953年刚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确实需要人，教育部才把他调至北京石油学院物理教研室任讲师，从学术环境来说，条件并未根本改变，从此这里便是他一生的工作岗位。
关于研究生毕业分配一事，解放后此项工作主要是党委主持，机制极端地不透明，除了决策人，具体情况无人知晓。戈先生是玩命学习的好学生，1945在兰州考区只收两名学生的情况下，他以头名状元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据他中学的同学、北大数学教授王世强回忆，戈先生“文理俱佳，在班上总考第一（我考第二）”。戈先生的学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基于当局做事的一贯作风，乐先生猜想当时决定他命运的，主要有两条：戈先生是个埋头学问的人，在研究生中，他不属于“积极要求进步”的，甚至是属于“落后”的；更为不利的，是他的哥哥在大陆政权易主时去了台湾。
由于工作分配不理想，戈先生没有能够在他最醉心的理论物理领域作出开创性的贡献。直到晚年，他对此事仍耿耿于怀。其实，且不说研究的条件要能好一些，只要把因种种政治运动而被剥夺的大好时光还给他，他又会多留给我们多少精神产品？
由于朋友的出买，戈先生成为“反革命分子”，妻子“出身不好”，受牵连后被遣返原籍农村，女儿下乡，儿子也不能留在身边。一家四口，散落四个地方，戈先生于是有浩叹曰：“我没有家！”有了这种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挑灯看剑话金庸》中，戈先生要专设一章“论武侠小说不应有悲剧结局”。
有一种很流行的理论认为“悲剧的本质就在于把最珍贵的东西当众毁坏给人们看”。
此外，令人心碎的悲剧故事，更具动人的力量，从而也更容易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作者也会因此而事半功倍，名利双收。戈先生说他理解这种理论和作法，但是对此不同情也不接受。他认为，现实世界中不太可能有什么《凤还巢》和《玉堂春》，而是随时随地会出现《窦娥冤》和《错斩崔宁》，他一生“已经饱尝人世间苦味和辣味，心上布满了千百道伤口”，所以他“不再需要那种悲剧的苦口良药，而宁愿接受那种喜剧的愚弄和麻醉了”。
他赞同“武侠小说乃成人之童话”，坦言他曾因为读武侠小说而得到许多乐趣。因此，他呼吁一切有同情心的武侠作家多写喜剧，多写惩恶扬善的武侠作品。
人们注意到这个事实，许多学问不如戈先生的晚辈，出版作品要比戈先生容易得多，不但不需自掏腰包，还有颇为优厚的稿酬。相比之下，戈先生的两个重头文集《史情室文帚》和《半甲园丛稿》全是自费出版，且排版印刷多有错误，质量十分地不尽人意。
他的文学批评专著《挑灯看剑话金庸》进出多家出版社十余年，今年一月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先生也终于没有见到样书。《金庸人物印谱》也被金大侠忽悠了一阵后没了下文。《红楼梦人物印谱》在一个红学风靡的国度，无人出版。《丹京夜话：海森堡暮夜访玻尔，弗雷恩编剧演奇闻——二十世纪物理学史中的一段公案及其有关的新资料》在戈先生生前，只是与灰尘作伴（最近才在《万象》上发表）。先生也曾数次成为专栏作家，可惜都不能长久。
这样，就有一种议论认为，戈先生的性格若能随和一些，他的成就或许就会再大许多。例如，他如果和编辑们的关系稍为好一点，《挑灯看剑话金庸》就会早面世，而先生就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著述，说不定还会自己写些武侠作品呢！他主持的专栏也不会不久就无疾而终了。他的印谱、专著也不会不能出版了。不过，他的所有重大收获，大都是业余工作。而且，就是社会公认为他最大的成就——对玻尔的翻译和研究，也是在他年过半百时才起步。
如果先生没有坚强的个性，也就很难想象他能百折不挠地拼命作学问了吧？
通常，人过50岁就不仅失去了创造性，而且还往往倾向于回忆，思想的视野也变得内向。我的一位朋友，嗜书如命，于读书藏书都极有心得。他甚至认为人们喜欢什么样的书都高度地敏感于他们接触到这些书的年龄。按照他的理论，如果在某个阶段，人们没有机会阅读某一类型的书籍，那么，后来即使获得了良好的机会，他们也不再会有兴趣于这种类型的书籍。
例如，在该看《水浒》的年龄没有《水浒》可看，过后，就是有《水浒》摆在面前，也不再会有兴趣了。但戈先生是一个例外。他50岁后依然保持了对新事务的兴趣和创造性。例如，他对金庸的研究起步是很晚的。1980年，当时戈先生还在山东，一位朋友从上海给他寄来一本金庸的《书剑恩仇录》。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所谓新派武侠小说。其时他已是58岁。五年后，他应邀在浙江金华讲学，在朋友处读到金庸的《射雕英雄传》。
从那时起，他开始认真地寻访金著。这时，他已接近63岁。当时，中国内地仍然没有系统地发行金书。他从香港等地找朋友帮助收集金著。三年后（1988年），他以一月有余的时间写成《挑灯看剑话金庸》。这是他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金学专著。该书写得非常专业，书中有许多新意，体现了他极高的洞察力和创造力。如果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够更早一些，那么成就将会更大是毫无疑问的。
的确，戈先生是英雄，否则他不会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在许多领域取得傲人的成就。但是，戈先生才华高，抱负大，他自己对这些成就也是十分不满足的。戈先生一生的奋斗充分显示了他的特殊的毅力、勇气和力量，他为他的国家竭尽了全力。但是，他的一生行迹，照见一个苦难的中国！他是这个时代不幸者的缩影。戈先生是英雄，一位悲剧英雄。
鸣谢：我写拙文来悼念戈革先生，希望读者能对这位知名度与学问极不成比例的真正学人有所了解。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前辈范岱年先生、黄纪华先生和乐光尧先生的大力帮助。戈先生的家人也给我许多支持。
另外，很多朋友也纷纷出力，他们有的是戈先生的学生、朋友，有的听说过戈先生，有些与戈先生素昧平生（以姓氏拼音为序）：初迅，戴开元，方亨圣，高福荣，高俊明，黄琪，黄深，林岗，梅长江，潘士宏，屈儆诚，田云光，吴家睿，王树军，汪小沙，徐英范，张彤光。我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又及：本文的部分内容曾在朋友之间和互联网上流传，这里发表的是经本人修订完善的正式版本。本文节选自《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3期(2008)，原标题为《古道西风忆戈革》。
作者简介：熊伟，198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1985年毕业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师从许良英先生。现居渥太华，为高级工程师。